大唐垂拱二年，五月初七，子正。

陈子昂怀揣“大丈夫当立功异域”的雄心，来到居延海的同城远征突厥，想要在大唐边塞建功立业，手下有两百大唐虎賁军跟著他要干一番伟大事业。

要干一番事业，抬头仰望星空的同时，也要脚踏实地！

因此，在大唐远征军的营地，中军大帐之內，陈子昂向主帅刘敬同请教时，对大唐军功制度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都问得格外仔细，想要在那套森严縝密的奖赏规则与流程之间，为乔知之和兄弟们找出一条封侯拜相的现实路径。

在现代见多识广的职业经验告诉陈子昂，任何一个世界或集体，任何单位或企业，体制內或体制外，都要先融入其中，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和改变。

摸清吃透规则，往往是成事的第一步！

当然，陈子昂对大唐军功制度这份超乎寻常的仔细，甚至可以说是谨慎到极致，背后还隱藏著另一层难以言说的深意——

垂拱年间的大唐，虽然还是盛世，但实际上洛阳朝堂已暗流涌动。

陈子昂掐指一算，垂拱二年的五月，在位三十四年的高宗李治，龙御归天已经快两年半时间了。

这两年半以来，洛阳的朝堂，可谓血雨腥风。进士及第的陈子昂，在大唐的仕途刚起步，却也难免深陷其中。

李治是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日，病逝於东都洛阳贞观殿的，享年五十六岁。

这个日子，陈子昂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李治临终前將宰相裴炎召至榻前，口授遗詔：“皇太子即位於柩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还立下“还京长安”並葬於关中的遗愿。

对於李治“还京长安”的遗愿，天后武则天就当他没说。

甚至对李治的龙体，是否归葬长安的李唐皇陵，天后还组织朝野进行了一场煞有介事的大討论。

刚进士及第的陈子昂，正是在这场朝野的大討论中登上了歷史舞台。

年轻气盛的陈子昂，他以草莽之臣也就是进士的身份，上了一篇《諫灵驾入京书》，以关中旱灾、民生疾苦为由，反对高宗遗体归葬长安。

公元六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高宗李治病逝。陈子昂认为，若此时將高宗遗体归葬长安，朝廷就要徵发关中数万役夫“凿山採石”，会导致大量关中受灾百姓，第二年“春作无时，秋成绝望”。

陈子昂《諫灵驾入京书》中“以民为本”“务实”，“不拘礼法”的思想，引起了天后的关注和赏识，不仅召见陈子昂，“奇其对”，还破格授予九品的麟台正字官职，从此登上大唐仕途。

后世有酸溜溜的文人，说陈子昂这是在政治投机，迎合天后的想法。这就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风骨”了。

因为李治病逝的弘道元年，西北几乎没下雨，不仅铁勒诸部棲居的草原遭逢百年一遇的大旱灾，导致大唐北疆的乱局。关中也是赤地千里，白骨纵横，阡陌无主。

陈子昂只是就事论事，为受灾严重的百姓活路考虑，仗义执言。

陈子昂不仅诗歌方面提倡汉魏风骨，做人做官也是如此：垂拱二年他隨刘敬同的北征军出征突厥前，朝中来俊臣等酷吏横行，大肆编织冤狱，他还给天后上了一道石破天惊、直言酷吏之祸的奏疏。

陈子昂在垂拱二年初直送天后的这奏疏，言辞之猛烈，为大唐国运担忧之深切，几可比擬刚峰大人海瑞掷向嘉靖皇帝的《治安疏》。

在垂拱二年出征前，陈子昂在给天后的奏疏中痛陈：

“执事者疾徐敬业首乱唱祸……遂使陛下大开詔狱，重设严刑……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乃其究竟，百无一实……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

陈子昂甚至不惜以史为鑑，对已执掌大唐权柄二十年的天后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

“昔汉武帝时巫蛊狱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宫闕，无辜被害者以千万数，宗庙几覆，赖武帝得壶关三老书，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余狱不论，天下以安尔。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伏愿陛下念之！”

这等於指著天后的鼻子说，你不要任用来俊臣等酷吏了，他们是祸国殃民的小人，像汉武帝时期的江充一样，要汲取教训。

可惜武则天的年纪，比病逝的李治还大四岁，年过甲，已经听不进这劝諫之声，继续重用来俊才等酷吏，对付门阀士族和李唐诸王。

陈子昂正直諫言，也因此很可能已触怒和得罪了来俊臣那一伙酷吏，还有他们背后的春官尚书武承嗣。

陈子昂要真有搞投机之心，垂拱二年又何必多言？还跑去边塞从军，远征突厥，为大唐平定北疆？路上几千里风餐露宿自討苦吃且不说。与突厥人作战，隨时都可能为国捐躯，裹尸马革可能都没有。

好在陈子昂发明了伏火雷，才建立奇功，大破突厥前锋军。

此时，他脑海里关於大唐朝堂的记忆也逐渐清晰，因为这些事儿刚过去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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