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核心，確实出在“人”上。他提拔的这几位副手，或许主观上没有恶意，但过於爱惜羽毛，將“规避风险”置於“推动发展”之上，机械理解程序，缺乏担当精神，导致了效率的极端低下。

一种复杂的情绪在郑国涛心中涌动。有对自己用人失察的懊恼，也有对胡步云借题发挥的不满，但更多的，是一种被现实“教育”后的清醒。

他一直坚信规则和程序的普適性，但现在他亲眼看到，再好的规则，如果执行的人缺乏能动性和担当，也会变成阻碍发展的枷锁。

北川，確实有它的特殊性。这里的干部队伍思维惯性、利益格局的复杂性，远非他之前工作的东部发达省份可比。在这里推行“规矩”，需要更多的智慧、耐心，甚至……某种程度的妥协与变通。

他想起了胡步云在建安肯定他政策时的话，想起了那份关於“智慧北川”突破的简报，想起了那顿气氛微妙的家宴。

胡步云在不断给他“送功劳”的同时，也在用各种方式提醒他，甚至是“逼迫”他，去適应北川的“土壤”。

这一次，他不能再让胡步云看笑话，也不能再让自己陷入被动。

第二天上午，郑国涛亲自召集自然资源厅、財政厅、发改委、生態环境厅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分管副职，召开吴樾山项目专题协调会。

会议气氛一开始有些沉闷。相关厅局按照准备好的口径，依次匯报情况，强调程序的复杂性和確保合规的重要性。

郑国涛面无表情地听著，没有打断。

等到所有人都发言完毕，他放下手中的笔，目光缓缓扫过全场，最后定格在自然资源厅那位负责此事的副厅长和財政厅同样分管此项工作的副厅长脸上。

他没有拍桌子，声音甚至不算很高，但那种压抑著的、冰冷的怒意，让整个会议室的气温仿佛骤降了几度。

“我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看完了你们报上来的所有材料，以及內部的流程记录。”郑国涛开口，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冰珠子砸在桌面上，“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我们制定规则、强调程序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把项目合理合法地推向前进，还是为了用烦琐的条文，把我们自己，把下面干事的人的手脚捆死，以此证明我们没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