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王永光与东林党不和，若不是皇帝青睞，已经辞官而去。

正因如此，才被皇帝看中，担任吏部天官这一重要官职。

“王卿。”朱由校缓缓说道：“吏转官限制放宽，唯才是举，朝廷亦急需通实务有经验之官员。”

“特別是懂经济、作风正之廉洁官吏，更可破格使用。”

“重建税课司局，县设税官；增设监察机构，县设御史。如何选官，吏部儘快拿出章程上奏。”

县官是最直接的父母官，也是朝廷所设的最基层的官员。

朝廷制定再好的政策，要落到实处，要不变样不走形，县官至关重要。

所以，县官没有监督，可能是底层百姓负担沉重的原因之一。

毕竟，朝廷的正税並不高，老百姓苦於杂税，或者叫“苛捐杂税”。

杂税名目繁多，如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记载，某县杂税达二十七项。

但实际上可能更多，且多为无正式法定依据的惯例性收费。

增设税官和独立监察权的御史，看似有冗官之嫌，朝廷要增加俸禄的支出。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能降低杂税，能收上商税，於国於民都有利。

“微臣遵旨。”王永光並不多说，躬身领旨。

皇帝沉吟了一下，转向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开口说道：“奖廉银虽定在明年年底发放，但朕恐中下层官吏俸禄微薄。”

“稍加改动一下，按月发放，全部折银。若有贪腐，则十倍追赃。”

明朝官员俸禄確实偏低，毕竟是洪武二十五年所定，且为“永制”。

两百多年，任凭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也没有动態调整。

而且，有时还以实物和大幅贬值的宝钞来折俸。

所以，中下层官员的生活较为窘迫。

朱由校倒不是为官员贪腐找原因。

但也意识到要让官员都像海瑞那般在穷困中保持操守，並不现实。

所以，按月发放奖廉银，实质上就是等於將官员的俸禄涨了一倍。

之所以还用奖廉银的名义发放，自然是保证激励作用。

而在天津开埠工作正紧锣密鼓筹备时，將毕自严调任户部尚书，以李邦华接替天津巡抚。

皇帝既看好毕自严的经济才能，却也是乏之可用的无奈之举。

好在，朱由校自认为搞活经济没有谁比他更懂，更在行。

只要下面官员听旨而行，也不会出大的紕漏。

李邦华陛辞时，皇帝耳提面命，也还算是比较满意。

儘管李邦华被归为“东林党”，但实际上只是与邹元標是同乡。

相互之间又是师友关係，他的脾气又喜欢辨別是非。

况且，东林学院的学说和宗旨，也確实很能迷惑人。

就是那种说得慷慨激昂，口號喊得老响，却是言行不一。

毕自严躬身领旨，並没有直接说出朝廷財政將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