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新坐下，开始第三题。这道题需要更高的思辨层次，他打起了全部精神。

“《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一言，而天道、人道、教化贯通矣……”

他从“天命”谈起，论述天道赋予人本性，循此本性即是人道，而修明此道需要教化。他引用了《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明天道与人道的对应关係。

又结合《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阐述通过尽心知性以上达天道的路径。

最后，他论述“中庸”作为贯通之道的实践意义：“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非仅处世之方，实乃参赞天地化育之枢机。

君子以中庸之道修身，则人道立。以中庸之道治世，则天道彰。”

写到这里，秦浩然感到一阵精神的亢奋。

这种对儒家核心义理的深入阐发，让他仿佛触摸到了这个文明的精神脉络。作为穿越者，他能同时具备內在体验与外在观察的双重视角，这是独一无二的优势。

第四题，学校制度沿革。他整理思绪，开始书写：

“臣考学校之制，肇端三代。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所以明人伦、育英才也。然学在官府，士出於贵族，此其局限……”

秦浩然一路写来：春秋战国私学兴起，孔子“有教无类”。

汉代立太学，设五经博士，开中央官学之先。

郡国设学，启地方教育之端。唐代教育体系完备，中央有国子监六学（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地方有州县学；宋代书院勃兴，与官学互补，形成“庙学合一”格局。

他不仅敘述沿革，更分析每个阶段的特点与意义。写到宋代时，他特別提到了书院自由讲学、质疑辩论的风气，以及其对理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后总结：

“纵观三代至唐宋，学校之制，由官府而民间，由贵族而庶民，由单一而多元。其势也，日益下移；其效也，日益广被。此非独制度之演进，实乃文明之拓展，士人精神之觉醒也。”

此题写完，已是午后。秦浩然感到飢饿，但食物已经耗尽。他只能多喝了几口水，强压住腹中的空虚感。

最后一道题，也是压轴之题：汉唐宋贤臣选拔与治政成效。

秦浩然知道，这道题最能展现他的歷史洞察力。他需要將选拔制度与治国成效结合起来分析，找出其中的因果关係。

他先写汉代：

“汉初选用，多重军功、荫任。武帝始兴太学，设孝廉、茂才，开察举之制。然行之既久，弊竇丛生：权门请託，虚誉成风。故东汉之衰，实与选官失当相关。

然其间亦有贤臣如贾谊、晁错、董仲舒、诸葛亮辈，皆由察举或徵辟而显，辅成治世。可见制度虽弊，得人则昌。”

再写唐代：

“唐承隋制，开科取士，使寒门有进身之阶。其制有秀才、明经、进士诸科，而以进士最贵。然唐之科举，未脱门第之囿，进士多出世族。

且銓选重身言书判，实务能力反在其次。然太宗有房杜，玄宗有姚宋，皆一代贤相，治成贞观、开元之盛。此用人得宜，补制度之不足也。”

最后写宋代：

“宋惩唐五代之弊，广开科举，糊名誉录，务求公正。取士之额，倍於前代。

任官之制，益加严密。遂有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軾等辈，迭出其间。

宋之文治，冠绝前古，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实赖此选官之制。然制度过密，则人才拘谨；议论过多，则政事迟滯。此其得失互见者也。”

写完这些具体分析，秦浩然笔锋一转，开始总结：

“综观三代，得一结论：贤臣选拔，乃治国之基；制度设计，须因时制宜。

汉代察举，其弊在滥。唐代科举，其失在偏。宋代完善，其过在拘。然凡有治世，必有人才之盛。凡有衰世，必有人才之凋。

故为政之要，在立公正之制以选才，开宽裕之路以用才，建激励之策以育才。如此，则贤能毕至，治道可成矣。”

写完最后一个字，秦浩然长长舒了一口气。手腕酸痛欲折，眼睛乾涩模糊，但心中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

五道策问，他自认为答得全面、深入、有见地。特別是最后一道，他融入了对歷史制度的深刻反思，这在这个时代的科举文章中是不多见的。

三场考试，二十一篇文章，数万字书写。

所有的准备，所有的积累，所有的期待与恐惧，都凝聚在这叠纸上。

亥时末，收卷的號军来了。

秦浩然將封筒递出，看著它消失在门外。那一刻，秦浩然感到的不是轻鬆，而是一种空茫。

考试，结束了。

出门时，听到不少举人抱怨题目难，嘆老天不公。

秦浩然只是低语道：“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

便开始寻找秦禾旺一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