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李存葆先生那部《高山下的花环》横空出世，不光是洛阳纸贵，更是在全社会和军队內部都掀起了一场关於人性、牺牲和荣誉的大討论。

据说连最高领导都亲自关注了，可以说是军事题材小说成功的典范。

但陆泽並不想去模仿《花环》，再去拾人牙慧，写一场局部战爭中的士兵。

陆泽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有搞头，思绪飘飞，有好几次差点跟迎面走来的学生撞个满怀，引得对方一阵侧目，他才赶紧回过神来，尷尬地笑笑。

一时之间，想法如潮水般涌来，但要把这些纷乱的思绪整理成文字，写就一部既精彩又深刻的小说，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光是相关的资料收集，就是个浩大的工程。

陆泽倒也不急。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眼下，《锦灰》的剧本初稿才写了不到三分之一，新学期的教案还没完成，新小说的事，可以先在脑子里慢慢构思著。

然而，他以为能够继续的清净创作和学习生活，並没有到来。

那次偶然参加的校级行政会议，仿佛是打开了一个奇怪的开关。隨之而来的，是各种他原以为跟自己毫无关係的会议和培训。

陆泽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这年头的新教师入职培训，一点儿也不比后世轻鬆。

从七月中旬到八月初这半个多月，他跟陈思和梁永安等人，几乎天天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

学校层面、院系层面，各种名目的学习会、座谈会、培训会，接踵而至，把他们的暑假切割得支离破碎。

陈思和不止一次地跟陆泽抱怨：“陆泽，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当了老师，好像比当学生还忙啊。

我这研究巴金先生的资料才看了个开头，天天就被拉去听报告，脑子都成一团浆糊了””

。

拋开那些大同小异的培训和学习不谈，在这期间，陆泽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

一是在七月下旬的某个下午。

彼时，《邓公文选》刚刚在全国发行，復旦宣传部门迅速组织了一场教师学习座谈会，地点就在中文系的会议室。

陆泽作为青年教师和知名作家的双重代表，被系里点了名，要求就“文艺工作与shzy

建设”这个主题做个发言。

会议室里坐满了各个文科院系的教授和老师们，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

空气中瀰漫著茶叶和菸草混合的气味，头顶的老式吊扇慢悠悠地转著，却赶不走夏日的闷热。

討论开始后，气氛还算热烈。

几位老教授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研究，谈了对《邓选》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论述的深刻体会。

轮到一位姓钱的老教师发言时，风向却悄然变了。

钱老师是政治系里有名的“老学究”，治学严谨，思想上也相对保守。

他清了清嗓子，扶著老花镜，用一种痛心疾首的腔调说道：“学习《邓选》，最重要的是领会精神，实事求是。

我们文艺战线，当前的大方向是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嘛。

有些作品，打著思想jf”的旗號，实际上是在宣扬一些西方的、不健康的、腐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