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整了整衣冠，平静且从容的向御座上的赵佶躬身一礼，然后转向陈瓘及刚才附议的几位大臣，也执礼甚恭。

“陈公及诸位前辈垂询，攸本末学后进，惶恐之至。”

蔡攸开口，声音清朗平稳，丝毫听不出紧张。

“陛下超擢之恩，攸日夜惕厉，唯恐才疏学浅，有负圣望。

今日得列经筵，恭聆至道，已是受益匪浅。

陈公所言甚是，侍讲之职，重在对圣学精义有所阐发，以裨益圣听。

攸虽愚钝，敢不竭诚以对，就方才圣问及陈公所及，略陈管窥之见，以求教於陛下及诸位鸿儒。”

他这番开场，態度谦逊，礼数周全，既回应了陈瓘的质疑，也给了赵佶台阶下，更表明了自己愿意接受考核的坦然姿態。

仅此一言，便让殿內许多原本担心他会失措或强辩的人，纷纷点头，此子其他的不说，至少气度上，不落下风！

赵佶见他如此镇定，心下稍安，点了点头：“蔡卿但讲无妨。”

蔡攸略一沉吟，目光澄澈，开始阐述。

他並未纠缠於《洪范》文本的具体训詁考证——那是他的弱项，而是紧扣“皇极之道”和“五事自省”的核心精神，结合自己后世的认知进行发挥。

“陛下垂问皇极之道於吏治，攸窃以为，皇极者，大中至正，犹天之道，无私覆，无私载。

其於吏治，首要者，不在繁刑重典，而在立中正之准绳，明至公之赏罚。

譬如衡器，必先自身至准，而后可量万物。

朝廷设官分职，首重遴选之中正——不以门第亲疏为界，而以德才实务为凭；

次重考课之至公——明察功过，信赏必罚，使贤者进，不肖者退。

如此，则吏治自成清流，如百川归海，各循其道。

若准绳偏私，赏罚淆乱，则如衡器失准，虽欲量物，徒增纷扰。

故《洪范》皇极之义，於吏治而言，实乃定规矩、树標杆、立公心之根本。”

这番论述，將抽象的皇极概念，具体化为吏治中选拔標准和考核赏罚的公正性原则，立意明確，逻辑清晰，且暗含了对当时某种程度上存在的用人唯亲、赏罚不明现象的批评，既有经典依据，又有现实关照。

接著，他转向五事自省。

“至於五事——貌、言、视、听、思，陛下以之自省，圣心可鑑。

然攸以为，此五者非独人君当省，实为天下士人修身、为官、治事之共通镜鉴。”

他逐一分说，却注入了新的视角：“貌非仅容止恭谦，更在於诚於中而形於外，內心无偽，形貌自然庄敬；

言贵在信与达，言必由衷，辞能达意，不尚空谈虚饰；

视当明辨是非，洞察幽微，不为表象所惑，尤需视民如伤，察百姓之疾苦；

听须广纳兼收，然亦需辨別忠奸，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不塞忠諫之路，亦不纵谗慝之言；

至于思，最为根本。思虑当深远，谋事当周详，更当思无邪，心存正道，不为私利所蔽。

五事相辅相成，由外而內，復由內而外，乃成己成物之阶梯。

陛下以此自省，是修帝王之德；

百官士人以此自省，是礪臣子之节。

若上下皆能於此五事反求诸己，则朝廷有清明之象，天下有向化之风。

此或即《洪范》以五事属之敬用，而敬之一字，实乃贯穿皇极、贯穿五事、乃至贯穿修齐治平之总枢也。”

蔡攸的阐述，並未引用大量生僻典故，也非逐字逐句解经，而是抓住核心概念，將其与修身、为官、治国的普遍道理相结合，进行逻辑推演和意义阐发。

其中立中正之准绳、信赏必罚、诚於中形於外、视民如伤、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思无邪等提法，或精炼有力，或发人深省。

虽部分思想古已有之，但经他如此系统串联、聚焦於皇极与五事框架下清晰道出，並特別强调其由內而外、反求诸己的实践性和敬的总领作用，却给人一种既根植经典、又豁然开朗的新颖之感。

尤其是他將五事从君王专属推广至天下士人共通镜鉴，並点出视民如伤、兼听则明等具体指向，隱隱超越了单纯心性修养，包含了士大夫的社会责任与政治伦理，格局顿时开阔。

殿內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