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平衡点怎么找、怎么定、怎么把握，你想过没有？”

李达康在那几页纸里翻了翻，没有现成的答案。

他抬起头看著沙瑞金，沙瑞金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但他知道这个问题必须想清楚、想透、想细。

基金的事不急，可以先研究，先论证，先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但要快，不能研究起来没完，论证起来没完，徵求意见起来没完。

拖久了，黄花菜就凉了，凉了再热就不好吃了，吃了也伤胃。

周明义把那几页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眼睛在那几个数字上停留了很久。

他是搞文化出身的，对基金、资本、回报率这些概念並不陌生，但也谈不上精通。

他更关心的是，基金投出去的钱，能不能真正用在文化长廊的发展上，能不能真正用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上，能不能真正用在那些老艺人的培养和扶持上。

资本有资本的逻辑，文化有文化的规律，这两者有时候是一致的，有时候是衝突的。

一致的时候好办，互利共贏，皆大欢喜；

衝突的时候怎么办？

是资本让步还是文化妥协？

是牺牲短期利益换取长远发展，还是为了短期回报牺牲文化品质？

这些问题，不是沙瑞金一个人的问题，不是李达康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他周明义一个人的问题，是需要他们几个人坐在一起反覆商量、反覆討论、反覆磨合才能找到答案的问题。

沙瑞金把窗帘拉开，让阳光涌进来，把屋子里照得亮堂堂的。

他转过身看著周明义，忽然问了老周一句。

“周厅长，你在文化系统干了多少年？

从最基层的文化站干事，到县文化局，到市文化局，到省文化厅，几十年了吧？

大半辈子了。

你告诉我，文化长廊对你来说，意味著什么？”

周明义沉默了很久。

他坐在那里，低著头，看著自己的手。

那双手在文化战线上忙了大半辈子，写过无数份材料，签过无数份文件，握过无数双手，也摸著良心做过无数次决断。

退休前经手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文化长廊的申报材料。他把那些材料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把那些数据背得滚瓜烂熟，把那些文字打磨到再难增刪一字。

他知道那是他退休前能送给汉东的最后一份礼物。

“沙书记，文化长廊对我来说，意味著我这辈子没有白活。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什么大本事，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

从曾侯乙墓那个大玻璃盒子还在图纸上，我就跟著跑；

到它建成开馆、评上国家一级博物馆，我还在跟著跑。

它是我看著长大的孩子，从一张白纸长到今天这个样子。

我退休的时候，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给子孙，但等我老了、走不动了、坐在轮椅上被推著进那个玻璃盒子的时候，我可以指著那些展柜里闪闪发光的编钟对我的孙子说，爷爷当年也在这里流过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