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老太太年事已高，近两年身体每况愈下，精神头一日不如一日，腿脚也越发不利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怕是时日无多了。

院里另一个昔日的搅事精许大茂，也彻底没了囂张的资本。

当年那场运动，他跳得太过欢快，仗著身份胡作非为，得罪了不少人，姜家人看不下去，找人出手教训，打断了他一条腿，落下终身残疾，再也没法像从前那样下乡放电影，四处耀武扬威。

后来也不知他和父亲许伍德怎么商议的，许伍德託了关係，把他安排进了电影院，守著一台放映机度日；许伍德自己，则重回轧钢厂，带著徒弟，继续下乡放电影。

为了让儿子有个照应，许伍德还在乡下，给许大茂找了一个带著孩子的寡妇成亲。

成了家的许大茂，彻底搬出了95號院，再也没回来过。

许伍德老两口，则带著女儿，搬进了儿子空出的屋子，在院里住了下来。

许大茂的妹妹，原本也在下乡適龄名单里，好在许伍德为人精明，深諳审时度势之道，政策刚一颁布，便立刻著手安排，悄悄给女儿寻了一户门当户对的人家，火速成婚。

靠著嫁人，许家姑娘顺利留在了城里，躲过了下乡的苦日子。

政策一步步落地执行，声势愈发浩大。

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在街道办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胸前戴著大红花，唱著激昂的革命歌曲，背著简单的行囊，浩浩荡荡登上开往远方的火车，奔赴广袤的农村天地。

车站里，人声鼎沸，悲欢交织。

有人昂首挺胸，意气风发，怀揣著理想与热血，立志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也有人泪流满面，紧紧抱著父母亲人，依依不捨，哭声此起彼伏，满是对未来的迷茫，对家乡的眷恋。

汽笛长鸣，火车缓缓驶离站台，载著无数年轻的生命，驶向未知的远方。

隨著大批閒散青年离开京城，街面上终於清净了不少。

那些整日游荡、寻衅滋事的年轻人没了踪影，社会治安肉眼可见地好转，偷盗斗殴、寻衅滋事的案子，锐减了大半。

姜老三身为派出所民警，肩上的担子骤然轻了许多，不用再整日奔波出警、处理街头纠纷，终於能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刚生產完的妻子，照看襁褓中的小女儿姜天舒。

寒冬的风依旧凛冽，可姜家的小院里，暖意融融，新生儿的啼哭，家人的笑语，冲淡了时代的动盪，守得一方安稳，便是这乱世里，最珍贵的幸福。

时间一晃，八年就这么滑过去了。

转眼到了1976年，这一年的风，吹得人心里五味杂陈。

悲痛像厚重的乌云，压得全国人喘不过气。几位撑起国家的元老相继离世，收音机里的哀乐一遍遍地响，街头巷尾，隨处可见低著头、红著眼的人，连空气里都飘著挥之不去的沉重。没人敢大声说话，连走路都放轻了脚步，心里都揣著个问號——国家以后，要往哪儿走？

紧接著，一场大地震突如其来，山摇地动间，无数房屋塌了，无数家庭散了。消息传过来的时候，94號四合院的人都守在收音机旁，听著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一个个沉默不语，眼眶通红。姜老爹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著旱菸，半天没说一句话。姜大妈则拉著院里的儿媳们，一边抹眼泪，一边默默收拾著家里的旧衣物，想著能寄给灾区的人。

好在，黑暗里总有曙光刺破。粉碎四人组的消息传来那天，杨建设特意在邮电分局的院子里，用大喇叭喊了一遍又一遍。姜老四当时正在整理通信报表，听见消息，愣了几秒，突然抬手抹了把脸，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黑暗终於要过去了，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桐桐从匯兑部跑过来，眼里闪著光，拉著他的胳膊，声音都带著颤：“四哥，真的？以后，是不是就好了？”

姜老四点点头，握住她的手，掌心的温度烫得人安心。“会好的，”他轻声说，“一切都会慢慢走上正轨的。”

这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一些。

清晨的阳光碟机散了夜里的寒冷，照进了千家万户，照进了人们的心里。

烟囱里冒出的裊裊炊烟，混著煤炉的烟火气，慢悠悠地飘在院子上空，把青砖灰瓦都熏得暖融融的。九十四號院门口传来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叮铃——叮铃——”，一声接一声，打破了清晨的静謐，也添了几分烟火气。

姜家的人，正说说笑笑地推著自行车往外走。

这八年，姜家最大的变化，就是院里的孩子多了，多到走出去能排一长串，吵吵闹闹的，把整个四合院都填得满噹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