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黄福旺不知道金髮鬼真正怕的，不仅仅只是传教士虚幻的灵魂去找上帝告状；他们更加害怕的是传教士背后，现实中的势力。

一名传教士被活活烧死，引发了大洋彼岸教廷的震怒。消息传回去，教廷对这样的事情不能容忍，象徵他们权威的传教士，怎么能被如此残忍地杀害？於是教廷向信奉他们宗教的国家施压，要求严惩凶手，教廷的尊严不容践踏。

金髮鬼背后的势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儘管他们一再辩称是极个別不服从命令的手下，因为某些误会才酿成这样的悲剧，可他们自己国內的舆论根本不买帐。他们要求立即停止侵略行为，打击这些令人羞耻的侵略者，转而通过拥护更多传教士漂洋过海，以更文明的手段敲开这个东方大国的大门。

於是金髮鬼背后的势力把压力转移给朝廷，经过谈判，朝廷决定认真处理在东南沿海四处作乱的金髮鬼。这一次不再是象徵性地走过场，而是要彻底消灭。双方达成协议：西方给东方提供一些火炮和科技方面的技术支援，东方默许西方传教士在民间传教，並计划在未来开通指定港口开展贸易，双方联合扫除金髮鬼入侵者。

朝廷其实也犯愁，北方的局面稍微稳定，但游牧民族依然侵扰不断；西边也不太平，来自高原和荒漠的势力蠢蠢欲动，隨时伺机趁乱分一杯羹；东边除了金髮鬼，还有从倭国来的浪人滋扰，手底下也有不少黄福旺这样的汉奸给他们带路。放眼望去，可以称得上是四面楚歌，从哪儿调兵过来打金髮鬼，都有可能影响全局，带来帝国的雪崩。

除了外患，还有內忧。这个庞大的帝国需要一套行政机器来管理，运转这个巨大的行政机器，需要耗费极大的成本。现在的朝廷就是一台日久失修的老机器，积累了不少尘污——冗员堆积、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处理政务的效率越来越低，一道政令从颁布到落实，往往要经歷来自各个层面的阻力，各个阶层的既得利益者都需要优先守住自己的好处，再来有选择地支持施政。

最后到头受苦的还是平民百姓。朝廷提出休养生息政策，下面执行的人就会颁布一条禁止农民在特定时段下地劳作的公文，如有违反，就是挑战朝廷休养生息的制度，是抗旨，是谋反，轻则罚款，重则杀头抄家，但该收的税照样收。

朝廷要求官员减少铺张浪费，善待百姓，甚至明文规定火耗额度不得超標，下面执行的人就偷偷修改量具刻度，还在各个环节安插亲信，在不违背朝廷倡导的情况下，巧立名目，拓展收钱渠道，表面上显得廉洁了，实际上捞得更多。

朝堂上的宦官、外戚与士大夫阶层又常年不对付，如同三国爭霸，天天上疏对骂，今天我联合你对付他，明天他拉拢你收拾我，都想著把对方搞臭，但又不敢把对方彻底打垮，还想留著一个分散火力的势力来平衡权力关係。朋辈党羽层出不穷，爭斗不止不休，都想著强化自己那一派的权力，没有人关心当下国家的真实情况，一时间乌烟瘴气。

即使存在一些爱国官员和將领，也大都迫於无奈，被这些势力裹挟。如果你想办件实事，就必须依附一个党派，才能有人在朝堂上帮忙说话，才能爭取来一些做实事的机会；但这同时也要承受被其他党派攻击的风险，而皇帝也乐於看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下面的人斗得你死我活，就不会有谁具备挑战皇权的实力。

基於这种情况，直接派兵剿匪很艰难，可如果不给西方势力一个交代，他们又扬言要把战船开进內陆，誓要为惨死的传教士復仇。面对这种情况，兵部想出了最好的对策，就是把討贼的任务，分派给民间武装。

这个方法最划算，就是承认民间各支自发抗击金髮鬼和盗匪的武装，赐给他们封號，姑且把他们算进朝廷编制里；允许他们以朝廷的名义自行招募士卒，自行筹措粮草兵器，一切自理，朝廷不花一文钱；但凡有功，朝廷就空口许诺，说將来会有更高规格的封赏。

这样的方法確实能够奏效，激起许多民间武装的积极性。朝廷画下的大饼很有吸引力，朝廷的招牌也有利於他们发展壮大，他们的钱粮不需要看地方衙门的脸色，能打著朝廷的旗號名正言顺徵兵征粮。

而朝廷让出一部分衙门的利益，换来的是让民间武装替他们承担剿匪的责任。反正这些年税款和军餉也经常筹不上来，让这些民间武装自己去想办法解决，省事多了。而且打输了死的也不是朝廷自己人；万一立功了，给个空头封號，赐个閒职就对付过去了，永远不会让这些地方土老粗接近权力中心一步。

倘若这些地方武装过於壮大，只要再实行收编——分化——离间——夺权的方式逐步削弱蚕食，就不会成为威胁。毕竟说到玩权谋，这些淳朴的民间义士，怎么会是庙堂高高在上的老爷们的对手。

眼看不用牺牲自己人，不用背黑锅，弄好了说不定还有便宜占，宦官、外戚和士大夫都觉得这个办法不亏。连钱都不用自己出，民间武装钱粮自措，说白了还是老百姓自己出钱剿匪，实在是太划算了。皇帝对兵部的这条计策大加讚赏，立即批准执行。

在朝廷这一方针的影响下，有不少能打的民间武装冒出来，金髮鬼及其下属势力遭到重创；外加金髮鬼背后的西方势力也拋弃了他们，他们如同丧家之犬。

不过西方势力对自己的同类还是会手下留情，只要缴械投降，就全部押送回西方母国，多半不会遭到太严重的惩罚，囚禁一段时间，交一些罚金就能重获自由。

那么实际上的剿匪主要打谁呢？就只有打金髮鬼手下的走狗，也就是本土盗匪。这些人就惨了，抢东西时分不到最好的战利品，剿匪时却要挨最重的打，充当替罪羊。无论是华人还是洋人，打他们都不留情面，洋人反正就从未把他们当过人看；华人则是带著深仇大恨，不允许他们再有机会做人。

李左、李禕父子的队伍在剿匪战爭中脱颖而出，由於原本就有丰富的经验，外加治军有方，他们得到民眾极大的拥戴；又因为李左以前就当过將军，懂一些官场之道，和衙门关係处得不错，没有受到什么阻挠，兵部甚至还把最新勘测的地形舆图提供给他们。凭藉准確的地理信息，他们打匪盗一打一个准，管你是黑髮还是金髮，他们统统不怕，这支军队就是从无数次痛击盗匪的战役中成长起来的，现在朝廷又给他们正了名，他们更加势不可挡。

捷报连连，朝廷封李左为荡寇將军，封李禕为討贼校尉，李家军成为令东南沿海一带金髮鬼和盗贼闻风丧胆的催命鬼代名词。不少失去家园亲友的百姓在李家军的帮助下，要么亲手復仇，要么得以摆脱噩梦，重建家园。

感念李家军的恩情，百姓给李左、李禕父子起了两个相当威风的称號：李左被称作“李镇贼”，李禕被称作“李拿贼”。

也因为战功显赫，朝廷內部对李家军產生了忌惮。皇帝收到不少奏摺，提醒他要注意李家军的权势，希望皇帝著手上一些手段，瓦解李家军內部，削弱他们的实力。这类奏摺被皇帝在上朝的时候一本本当眾摔到地上，他痛斥这些嚼舌根的大臣：

“一派胡言！好不容易打了点胜仗，你们尾巴就竖起来了？把他们搞垮了，你们去给朕討贼？”

没想到皇帝是这般反应，大臣们不敢再做声。他们太小瞧了这位坐在庙堂顶端的权谋高手，皇帝自然知道李家军可能会有功高震主的那一天，但他对自己的手腕更有信心，坚信小小一支李家军不可能对他构成威胁，他只要动动手指，就隨时能把李家军玩得团团转，又何必在用人之际使绊子？狡兔未死，走狗先烹？他可不是傻子，不干这种蠢事。他打心底瞧不起这群夸夸其谈，又干不来实事的士大夫，一有机会就要好好羞辱他们一番。

李镇贼父子一直顽强抗贼，之前希望得到朝廷支持，朝廷总不闻不问；现在终於迎来机会，李家军从一支私人武装更上一层楼，跃升为討贼先锋。数月下来，光是朝廷派来嘉奖表彰的太监就有好几批。

姚老三看著李左一次次给太监塞银子，看著李禕请太监的隨从胡吃海喝后，自己缩衣节食，明白他们为了百姓的安居乐业，付出了许多，同时也忍受了许多。先前他无法接受这种混帐事，心里忿忿不平；可日子久了，他渐渐明白世道的残酷，胳膊掰不过大腿，只有在认可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才能继续留在复杂的人生赌桌上。

只有生存下去，才能熬出机会。姚老三逐渐学得八面玲瓏，平日与人打交道看人下菜，该谦和的谦和，该犀利的犀利；说话办事察言观色，凡事考虑周全谨慎，少说多做。他虽不怎么喜欢这样的自己，但他知道这样能够给和他荣辱与共的主子帮上忙，他心甘情愿，觉得这样值得。

至於那个原本单纯的自己，他所喜欢的自己，他也没有忘掉，他把这个自己留在了战场上。上阵杀敌时，他可以忘掉那些他不喜欢的事，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在敌人身上发泄自己对生活的不满。他像一头饿虎，出现在敌人眼前时，总让敌人感到颤慄。

李禕对姚老三越来越欣赏，借用了三国时期曹操手下猛將许褚“虎痴”的称號，把姚老三称作“姚痴虎”。不仅如此，他还一再提拔姚老三，从亲兵到近卫队队长，从近卫队长到贴身侍卫，他把姚老三当作最信任部曲，一次酒宴过后，李禕带著七分醉意握住姚老三的手对他说：

“大姚啊，等到太平了，咱们就能享福了。到时候我当一个悠閒財主，你来给我当管家。”

那日之后，李禕对姚老三更加器重，议事时他不需迴避，还经常手持李禕的令牌代为传令。李左也不把姚老三当外人，但凡是不对外的宴席，就没有上下级和主僕关係，他们常常坐在一桌吃饭喝酒。

姚老三自然记得这份恩情，他发誓一定死心塌地追隨李氏父子，为他们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在东南沿海局势风云突变的时候，谷泉县也多了两个春风得意，更上一层楼的开心人：

黎人生和陈正宽，一个终於如愿以偿考上了童生；一个在师父师母的撮合下当上了新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