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泉庄园回到圣克里斯多福宫，维克托就又一次消停下来，56年一年里，维克托大多时候是很安静的。

在安静的同时，维克托也在思考著问题，並为自己明年的资金投资去向做著规划。

巴西帝国毫无疑问，此时正处於资本主义萌芽后期，向自由竞爭、发展的阶段。

这个时期，固守利益受到新贵衝击的保守党和代表更先进生產力的自由党，矛盾衝突是愈发激烈。

虽然维克托乃至佩德罗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润滑剂的效应。可是在总体態势上，巴西帝国的趋势仍是走向对抗的。

甚至由於自由党没有足够的资本，无法吃下铁路等蛋糕，导致自由党內部部分成员对维克托，这个分蛋糕的持刀手感到很不满。

对此，维克托对这群不知感恩的资本家们，没什么好说的。当然，维克托去报復、打压这群人也是不现实的。

哪怕在巴西，庄园经济占据大头，那也不代表资本家就是好惹的，即使他们尚未在政府占据主导地位，可是，能对势力强大的保守党不断造成干扰，某种程度上就证明了其具备一定的实力。

以维克托的立场出发，想方设法弥合，或者让两方势力不断对立可以，但要让自己去衝锋陷阵，那可算了吧。

现在，资本家们天然处於劣势，维克托愿意去开放一些国內市场，进一步促进生產力、工业实力的提升。

不过维克托始终记得，资本家和自己的阶级可不一致，他们更无法完全代表生產力这三个字。

铁路这个举措旨在平衡两方实力，转变一部分贵族的思想。眼下巴西贵族仍是封建阶级的代名词，与资本家们是天然的对立。

可要是，铁路这个举措过度成功，让贵族和资本家走到一块，进一步结成更为庞大的利益团体，那维克托可就要傻眼了。

在那种情况下，维克托想要安稳的坐在皇帝的座位上，並手握实权，那恐怕是除了打一场声势浩大的內战外，真的没有从政治角度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为此，维克托不可能只从利益角度去撮合两方，他需要自己占据更主动的位置，能更轻易、主动的去挑起两方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维克托决定向报业下手。维克托知道，巴西报业並不发达，欧洲和南美洲之间更是存在一个月的信息差。

这种信息的落后，导致南美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但也导致巴西报业的落后。国內总共没几家报社，隨便搞搞都有人看，谁愿意去创新內卷呢。

现在整个巴西国內，大大小小的报社加起来，应该不超过30家的样子。

在此时的巴西，主要约束报业发展的，仅有一份1830年出台的《滥用出版自由法》，早在1824年帝国宪法就明確保障了言论与出版自由。

在巴西，只要你想，甚至能顶著事后罪责的可能性，直接痛骂君主、辱骂宗教。

这种宽鬆的氛围，报社很容易成为反君主的急先锋，尤其受限於巴西帝国的教育落后，大多民眾的思想压根不匹配他们的行为。

广大民眾很容易受更容易接触到的资本家蛊惑，转而把仇恨转向位置更高的君主。

宽鬆环境带来的坏处有，那好处同样有。现在巴西帝国的报业不发达，落后欧洲一个版本的巴西资本家，尚未意识到掌控舆论这一套。

那这个舆论高地，谁抢占不是抢占，宽鬆的舆论环境容易滋生反君主思想，那滋生出一些反资本主义、反庄园经济的思想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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