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的脚步停在了门口。

他转过身。秦雪薇没站起来，还是坐在椅子上，钢笔搁在桌面上，两只手自然地放在病歷夹两侧。

她的表情跟刚才討论病情时不太一样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鬆弛但同时更复杂的表情，像一个人在斟酌要不要把一件跟当前话题无关但压在心里的事提出来。

“最近铁路医院这边，接诊了几个旅客。”

她的语调是纯粹的医学討论口吻，节奏平稳，不带任何个人情绪。

“列车上被盗的旅客，到站之后出现了精神症状。焦虑、失眠、应激性的恐惧反应。有一个从长沙来的女旅客，被偷了两百多块之后在火车上哭了一整夜，到广州站的时候整个人处於急性应激障碍的状態，不跟任何人说话，不让任何人碰她的行李，看见穿制服的人就发抖。”

张建军站在门口没动。

“还有一个从韶关上车的老人，身上带著给儿子结婚用的彩礼钱，三百块。被偷之后当场犯了心绞痛，硝酸甘油含了三片才压住。到医院之后心电图显示心肌缺血，住了一个星期的院。”

她的手指在病歷夹的边沿上轻轻划了一下。

“这些病人的共同点是，他们在失窃之后，不仅失去了钱，还失去了对周围环境的基本信任。邻座的人、过道里的陌生人、甚至乘务员和乘警，在他们的认知里全部变成了潜在的威胁。”

她的目光正对著张建军。

不是在看他。是在透过他看一个更大的东西。

“这种信任危机一旦形成，恢復起来比治癒一条骨折困难十倍。”

秦雪薇说完这番话之后，没有等张建军的回应。她把视线收回到桌上的病歷上，拿起钢笔，重新开始写字。

是纯粹的医学討论。

但张建军从里面听出来的不止是医学。

一个外科医生，在一间铁路医院的值班室里，用“应激障碍”和“信任危机”这样的词汇，描述了一群被偷了钱的旅客的精神状態。她说的是病理现象。但她真正在说的，是这件事的重量。

四百二十块不是四百二十块。一百三十块也不是一百三十块。

那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军人母亲被推迟的手术、是一个女教师三个月省吃俭用的积蓄、是一个老人捧在手里的儿子的婚事。

钱被偷走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也被偷走了。

张建军在门口站了两秒。

“谢谢秦大夫。”

他转身出了门。

脚步从五楼往一楼走的时候，速度比上楼时快了一截。

邮电局。

临淮城区的邮电局在火车站正南方三百米，一栋两层的砖楼，门口掛著绿底白字的招牌，招牌下面漆著营业时间：上午八点至下午五点。

张建军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半。

柜檯后面的营业员是个戴老花镜的中年女人，正在用算盘噼里啪啦地算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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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请问集邮窗口在哪边？”

“左手拐到头。”

集邮窗口的柜檯比普通窗口窄了一半，玻璃柜面底下锁著几本邮册，上面盖著蓝色的绒布。柜檯后面没人，铃鐺掛在窗台上，手写的小牌子写著“请按铃”。

张建军按了一下铃。

三十秒后，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从后面的门帘里探出头来，腋下夹著一本杂誌，嘴里还嚼著半块桃酥。“要买邮票？”

“问个价。1980年庚申年猴票，你们这儿收不收？什么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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