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夏天，小芳生了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六斤八两，哭声响亮，整层楼都能听见。家安站在產房门口，听到那声啼哭，腿软了。他扶著墙，慢慢蹲下来。走廊的灯是白色的，墙是白色的，地板是白色的，他蹲在白色中间，像一个被白色包围的小点。护士抱著孩子走出来，喊了一声“林家安的家属”，他从地上站起来，腿还在抖。他接过孩子，孩子很小，很小，比恩慈小，比恩惠小。他的脸皱巴巴的，红彤彤的，眼睛闭著，嘴巴一动一动的，像一条刚从水里捞出来的小鱼。

家安看著那张脸，看了很久。他想起一九六五年，他出生的时候，陈阿圆在永春的老屋里抱著他，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照在阿母的脸上。阿母那时候才二十多岁，头髮是黑的，脸上没有皱纹，手是光滑的。她抱著他，说“家安，平安”。他把这两个字记了一辈子。

他给孩子取名叫家和。家和万事兴的家和。他把这个名字告诉小芳的时候，小芳笑了。她说家和好，家和就好。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嘴唇乾裂，头髮被汗水湿透了，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但她笑了，她笑著笑著，眼泪就出来了。不是难过，是高兴。她看著家安，看著怀里的孩子，看著病房的门。门开著，护士走进来，给她量体温、测血压。

家和满月那天，陈家超市门口又摆了酒席。天很热，太阳很大，晒得青石板发烫。陈阿圆坐在超市门口的藤椅上，怀里抱著家和。家和穿著一件红色的小棉袄，是小芳做的，领口绣著金色的花，扣子是盘扣的。他在陈阿圆怀里睡著了，嘴巴微微张著，呼吸又轻又匀。陈阿圆低头看著他，看著他的脸。脸是圆的，眼睛是闭著的，嘴巴是小的，鼻子是挺的，额头上已经有几道浅浅的抬头纹了。

家安蹲在她面前，看著家和。“阿母，他像你。”

陈阿圆没有说话。她伸出手，拨开家和额前的胎髮。胎髮很软，很细，很密，贴在头皮上，顏色很浅。额头上那几道抬头纹在她手指下面像几条细细的小河。

“他像你阿公。”陈阿圆说。

家安看著家和，看著那张脸。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挺挺的鼻子，小小的嘴巴，额头上三道浅浅的抬头纹。他想起陈远水，想起他在永春的院子里剥花生的样子。他低著头，手指捏开花生壳，咔嚓一声，花生米掉在碗里，壳扔在地上。他的额头上有三道抬头纹，深深的，像刀刻的。

“阿母，阿公会看到的。”

“他会看到的。”陈阿圆说。她把家和抱紧了一些，家和在她怀里动了一下，嘴巴瘪了瘪，但没有醒。他继续睡。

二〇〇八年秋天，家安的公司又扩大了。他在福州、厦门、杭州、上海都设立了分公司，车队从一百多辆增加到两百多辆，员工从四百多人增加到六百多人。他在泉州总部旁边买了一块地，盖了一个更大的仓库，三千多平方米，可以停一百多辆车。他站在仓库门口，看著那些车，一辆一辆地停在那里，红的、白的、蓝的、灰的，像一匹匹等待出征的马。

他走进仓库，走到最里面，看到一根扁担掛在墙上。扁担是黑色的，断过三次，绑著三道麻绳。这是他从陈家超市拿来的，掛在这里。他想让司机们看看，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的路是从哪里来的。司机们每天从这里经过，进进出出，搬货卸货，没有一个人停下来看一眼。他不怪他们，他们不知道这根扁担是什么。它只是一根木头，一根旧木头，一根断过三次、绑著三道麻绳的旧木头。它不是一根普通的旧木头。它是从缅甸走到泉州的旧木头。它走过三千里的路，它见过日本人的飞机，它见过滇缅公路的泥泞，它见过陈远水的汗、血、泪。那些汗、血、泪渗进木头里，干了，硬了，黑了。

他伸出手，摸了摸那根扁担。扁担是凉的，硬的，摸上去像摸到了一块铁。

二〇〇八年冬天，家兴的花店在福州开了第十一家。在福州五四路上，靠近省政府，人流很大。他亲自去管的，从装修到进货到开业，都在。店不大，几十平方米，装修得很简单，白墙，原木色的货架，暖黄色的灯光。门口放著一把长椅，椅子上放著一盆蝴蝶兰。他把店交给了一个新来的店长，是个年轻的女孩，姓黄，叫黄小凤，学花艺设计的，刚从农校毕业。

黄小凤问他：“老板，你为什么要开花店？”

家兴想了想。他想到一个地方，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但听很多人说过的地方。那个地方叫缅甸。他的阿公从那里走来，走了三年，走回了泉州。他走了一辈子，开了一辈子花店。他种了一辈子花，卖了一辈子花，看了一辈子花。花开了，他笑。花谢了，他不哭。他知道花谢了还会再开。明年春天，后年春天，大后年春天。只要根还在，花就会开。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