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罗马城已经连续下了三天雪，台伯河两岸的屋顶都覆上了一层灰白，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在风雪中变得模糊不清，像是有人在画布上抹了一笔未乾的灰。

奎里纳尔宫东翼的窗户上结了一层薄冰，侍女们每天早晨要用温水化开窗框，才能將窗户推开。

刻律德菈走到窗前，蓝色的手杖点在地板上，发出细微而篤定的声响。水晶王棋在冬日的微光中泛著幽蓝。

窗外，罗马城的轮廓在风雪中若隱若现。远处的威尼斯宫塔楼上，有一扇窗亮著灯，那是墨索里尼的办公室。刻律德菈已经习惯了那盏灯的存在——它总是在天色將暗时亮起，在她的窗户方向正好能看见。

她知道对方也看得见她这扇窗。

她十五岁了，再过几个月就满十六。

在过去的两年里，她登顶了欧洲棋坛，从无败绩。

她发明了两种棋，让贵族和工人都能在同一套规则里找到乐趣。

她给一个西西里的修女取了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名字。

她接受了一位老將军的效忠，用三个字——“记住了”。

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改变任何事情。

她还太年轻，她的棋局，才刚刚开局。

手杖在她手中微微握紧，水晶王棋抵著掌心，冰冷而坚硬。

她不是在下西洋棋，西洋棋有六十四个格子，三十二枚棋子，黑白分明。

而真正的棋局没有边界。

真正的棋盘是这座永恆之城本身——罗马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广场，每一栋建筑，每一个活著或死去的人。

真正的对手不是一个。

而是所有站在棋盘另一端的人，和那些还没有选择立场、在棋盘边缘观望的人。

她需要棋子。

黑色的，白色的，以及那些还没有显露顏色的。每一枚都要放在正確的位置上，每一枚都要在需要的时候，被移动到需要的地方。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了，威尼斯宫那盏灯，在风雪中明灭不定。

刻律德菈望著那盏灯，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走向书桌。手杖点在地板上，发出细微而坚定的声响。

十五岁的少女，白髮蓝眸，手杖在手。

她的棋局，从今天开始。

一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刻律德菈的车队从罗马城南郊经过。

车队由三辆黑色轿车组成，最前面是护卫车，中间是刻律德菈的座驾，最后面是维吉妮婭乘坐的隨行车。

天已经快黑了，路边的路灯还没有亮。道路两侧是工人聚居的特斯塔乔区，低矮的砖房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墙壁上糊满了褪色的法西斯宣传画。

寒风从台伯河的方向灌进来，捲起路边的纸屑和尘土。

车队被迫停了下来，前方有一群人堵住了路面，大约二三十个，衣衫襤褸，面容枯槁。他们举著歪歪扭扭的纸板，上面用炭笔写著潦草的字——“我们要工作”“孩子没有麵包”。

没有呼喊口號，没有喧闹，只是安静地站在路中间，像一群从地里长出来的影子。

几个穿著黑色衬衫的法西斯党徒站在人群对面，手持木棍，神情凶狠。

刻律德菈按下车窗。

“维吉妮婭。”

“在。”

“去看看。”

维吉妮婭推开车门，走进寒风中，她的灰色大衣在人群边缘停留了一会儿，与一个抱著婴儿的妇女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身走回来。

她的脚步依然不疾不徐，像往常一样。

“殿下，”她回到车边，声音压得很低，“是失业的工人。工厂去年冬天关了门，他们领不到救济金。法西斯党的救济站要求他们先加入党组织，他们不愿意。今天有人饿昏了，他们想拦下任何可能经过的达官贵人，让上面的人看见他们。”

刻律德菈没有回答，她的目光越过维吉妮婭，落在那群人中一个年轻的女人身上。那个女人大概二十出头，瘦得颧骨突出，怀里抱著一个婴儿。婴儿的脸埋在母亲破旧的围巾里，看不到表情。

女人的眼睛直直地望著车队的方向，没有愤怒，没有哀求，只有一种被冻住了一样的麻木。

她推开车门，走进寒风中。维吉妮婭紧跟在身后，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刻律德菈已经迈出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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