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三月中旬的罗马还裹在一层灰濛濛的寒气里，台伯河两岸的梧桐迟迟没有抽芽，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在薄雾中若隱若现，像一枚被谁遗忘在棋盘边缘的白子。

奎里纳尔宫东翼的窗户上还结著薄霜，侍女们早晨仍要用温水化开窗框。

刻律德菈坐在书房窗前，手中拿著一份三天前的《法兰克福日报》。报纸的边角已经起了毛边——这不是今早送来的，是她让马尔蒂尼从柏林带回来的原件，未经义大利审查刪改。

头版標题是《德意志觉醒——国会纵火案周年纪念》，但真正让她关注的，是藏在財经版不起眼角落里的一则短讯：

克虏伯公司获帝国国防军大额火炮订单，股票应声上涨——自去年希特勒宣布退出国联裁军会议及国联本身以来，德国重整军备的计划便已昭然若揭，而克虏伯的订单只是这条流水线上最新的一环。

在柏林，在希特勒与奥地利总理多尔夫斯的多次会晤中，纳粹政权正加紧推动將奥地利纳入“大德意志”版图。

义大利在奥地利的独立问题上仍与德国存在分歧，但墨索里尼手中的筹码，正在一件一件地减少。

她放下报纸，拿起了第二份。这是今早送来的罗马本地报纸，第三版刊登了一张昨日庆典的照片——翁贝托王储在那不勒斯检阅驻军，军装笔挺，神情肃穆，身后是整齐列队的士兵。

照片下方配了一小段文字，大意是王储殿下与那不勒斯部队官兵共度復活节，深受官兵爱戴。

她將两份报纸並排放在一起，左边是柏林在备战，右边是那不勒斯在阅兵。

两盘棋，同时进行。

门被轻轻叩响。

“进。”

维吉妮婭推门进来，灰绿色眼睛的侍女穿著一件深灰色的便裙，头髮盘得一丝不苟。

七年了，她走路的节奏和叩门的力度从未改变——每次都是轻轻两下，间隔恰好是心跳一次的时间。太规律了。

但刻律德菈从不点破。规律本身也是一种信息：一个人能长期保持同样的节奏，说明她的內心是稳的。

“殿下，拉比努斯上校到了。”

“让他进来。”

拉比努斯走进书房时，军靴在地板上发出沉稳的声响。他晋升了，去年还是少校，如今肩章上多了一颗星。

第二步兵营在去年秋天的一次卫戍演习中表现优异，陆军部破格將他从上尉直接提为少校，又在今年一月晋升上校。

这不算快——在法西斯党內，三十岁当上校的大有人在——但对於一个公开违抗过党部命令的人来说，每一次晋升都像是用刀尖在冰面上走路。

冰没有碎，是因为冰还不够薄。

“殿下。”拉比努斯行了军礼。

“坐。”

拉比努斯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背脊依然挺得笔直。

十九岁的公主坐在他对面，手杖靠在桌沿，水晶王棋在晨光中微微发亮。

她的白髮比去年更长了一些，发尾的蓝色在逆光中几乎透明。

容貌已经完全长开了，精致得不像是真人——眉骨的弧度，鼻樑的线条，下頜的轮廓，每一处都恰到好处。

但他此刻注意到的不是容貌，是她的眼神。

那双蓝色的眼睛看著他，像是在看一枚棋子——不是在审视棋子的价值，是在確认棋子在棋盘上的位置有没有发生偏移。

“上校在第二步兵营还顺手吗？”

“顺手，殿下。新的副营长是臣的老部下，可靠。营里的士兵成分没变，骨干还是臣从利比亚带回来的那几个。”

“法西斯党部有没有往你营里安插人？”

拉比努斯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安插过一个。去年十一月份来的，年轻，军校毕业，黑衬衫出身。来了两个月不到，自己申请调走了。”

“你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臣只是让他每天带队跑十五公里，自己跟著跑。”

刻律德菈的手杖轻轻点了一下地面，这棋下得巧。

法西斯党部安插的人，拉比努斯不能拒绝，不能刁难，不能留把柄。

於是他不刁难——他带著他跑，十五公里每天，对於一个军校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咬牙也能跟上。

但咬牙跟上的同时，他没有精力再做別的事——没有精力拉拢士兵，没有精力打探情报，没有精力完成党部交给他的监视任务。

他每天跑完只想睡觉，两个月后，他自己申请调走。理由很正当：体能不足。没有抱怨营长，没有投诉，只是自己的问题。

“你现在营里有多少人？”刻律德菈问。

“在编八百二十人，殿下。”

“完全可靠的？”

拉比努斯沉默了一息，“臣的连排长没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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