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棋盘上，让ovra觉得她“毕竟是人”；第二次在晚宴上，让ovra觉得她“会生气，但不好意思发作”。

两次都不致命，两次都恰好低於“需要警惕”的閾值，她不是不犯错——她犯的错恰好让对手觉得，她不过如此。

一个从不犯错的对手是危险的。

一个偶尔犯错、会因为小失误而不悦的十九岁女孩，是无害的。

墨索里尼习惯了掌控一切，掌控一切的人，最需要的不是权力，是確定性。

刻律德菈给他的就是確定性。

一个可以被预测的、偶尔会犯小错的、在棋盘上和晚宴上都不过如此的公主。

一个更关心救济站和孤儿院、偶尔被社交圈里的年轻伯爵抢白几句还会暗自不悦的年轻女孩。

这种確定性像一层柔软的纱布，裹住了威尼斯宫的眼睛。

而纱布下面，棋盘在悄然生长。

一九三四年的夏秋之交，从伦敦到罗马都笼罩在一种沉闷的窒息感中。

六月三十日，柏林——长刀之夜，希特勒血洗衝锋队，罗姆被处决，数十名政治对手在未经过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就地处决。

消息传到罗马，法西斯的报纸只用了豆腐块大小的篇幅报导，措辞谨慎：“德国总理整顿內务。”

刻律德菈读完那则报导，將报纸折好，放在左手边——处理过，记住，不使用。

她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德国元首用谋杀巩固权力，危险不在於他敢杀人，在於他杀人之后无人追究。”

七月二十五日，维也纳，奥地利总理多尔夫斯被一群身著奥地利军服的纳粹党徒冲入总理办公室开枪刺杀。

捷报传到柏林时，希特勒正在欣赏华格纳。

四年前，刻律德菈在维也纳覲见过这位总理——矮小，精明，试图在德意两大强权之间为奥地利寻找一条独立的道路。

现在他死了，而义大利一度陈兵四万於布伦纳山口，暂时保住了奥地利残余的独立，但墨索里尼的底线正在被一寸一寸地划低。

法西斯义大利出面保住了奥地利的主权残余，但每一次出手，都需要柏林在別的方面给予回报，手中的筹码越来越少，而柏林已经学会了如何用最少的承诺换取最大的让步。

墨索里尼以为自己在操控棋盘，但他只是在被推著走，他走的每一步，都是別人留给他的唯一活路。

十月九日，马赛，南斯拉夫国王亚歷山大一世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车队驶过马赛街道时，一名刺客从人群中衝出，在眾目睽睽之下將国王与法国外交部长巴都双双击杀。

凶手是克罗埃西亚极端组织乌斯塔沙的成员，受训於义大利境內的据点。

国际舆论一片譁然，墨索里尼在外交上陷入了极度难堪的被动。

刻律德菈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巴尔干的火药桶一直在滋滋作响，义大利在乌斯塔沙身上的投入，最终炸到了自己。”

窗外，秋天的玫瑰已经谢尽了。

维吉妮婭每天早晨清理花圃，將枯枝剪掉，堆在墙角。

花园里的那棵黎巴嫩雪松依然苍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