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提审后的第二天。我被提审前，陶小姐就被狱卒叫出去了，审讯过程中听到窗外有女人的笑声，我觉得那是陶小姐的声音。她坐上了汽车，出去了。那天晚上，她一进牢房就告诉我们她很快就能出去了。”

“我觉得凌大姐从这时就开始动脑筋了，她非常果断。从这以后，她就一直跟陶小姐说话，我看她在设法跟陶小姐拉近关系，就帮着她一起。陶小姐虽然不像个正经人，倒是很讲义气，她答应出去之后帮我们递信。只要寄到一个信箱里就好，凌大姐对她说。那样就更容易了，陶小姐是这样说的。”

“军法处为什么要抓她？”

“好像是得罪了什么人。她说是个开银行的，别看只是个银行老板，背后撑腰的吓死人。她一开始不肯说下去，凌大姐就激她，最后她说那个银行老板的哥哥，是南京的一个大官，连财政部都是他们家开的。她说，那个银行老板看上了她，她跟他好了，但是她后来想嫁给他，她只是想做小呀，她说，可他坚决不肯。”

“她后来就要挟对方，说她怀孕了，说她要到报纸上揭露这个事情，所以人家就把她抓进了看守所。他们只是想让我清醒清醒，她就是这样说的。很快她就被放出去了。”

董慧文看了看桌边墙上贴的年历：“我想起她当时开心地说，星期六放她出去，肯定是算好的，因为那个银行老板通常都是星期天到她那里。所以——就是腊月十九那天。”

腊月十八那天傍晚，上级派人假扮成访客，在青岛船上找到他，让他转道上海接受新任务，来客告诉他，有消息说被捕的同志即将释放。

那封信被敌人换掉了，陈千里想，他们很可能在邮局自取信箱周围布置了人手，想抓捕来取信的同志，却没能得手。他们把密信内容改了，说明他们不想让老方知道信上提到了浩瀚。

老方会跟其他同志说骰子的事情，是因为那是接头暗号，只要会议开始，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会认识“老开”。但特务为什么会向这些同志追问有关浩瀚同志的消息呢？去四马路菜场与到普恩济世路抓捕浩瀚的是不是同一批特务？他们认出了在普恩济世路开枪向浩瀚示警的人是老方？有关浩瀚同志的情况十分重要，他必须尽快见到“老开”。

那家剃头铺的地址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崔文泰知道吗？他是交通员，老方很信任他，他们常常见面，秘密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可如果他出了问题，老方也许早就被捕了。

“你们是哪天从看守所出来的？”

“上星期三。”陈千元回答道。

“不对，释放的那天是礼拜二，腊月二十二。”董慧文认真地回忆道，“我和凌大姐早上就出来了，你是下午，后来崔文泰还开车给你送来了伤药，梁士超告诉他，你受了刑，伤很重。”

老方牺牲后，敌人释放了他们。陈千里头脑中有一条时间线，他想着发生的事情，在所有表面现象之下，隐含着敌人的想法。他把这些情况放进那条时间线中，揣摩着对手的意图。

“这几天你们经常联系？”

“我们决定成立临时党支部，没有找到上级前，我们自己先组织起来。”陈千元告诉哥哥。

“这是谁的建议？”

“田非说他早就和崔文泰商量好了，”陈千元说，“释放那天他们一说，我们都很赞成。”

“临时党支部里都有谁？”

“我、慧文、凌汶凌大姐、老易、田非，”陈千元数着手指头，“崔文泰、秦医生，还有林石和梁士超。”

“还有两个呢？”

“谁？”

“那天去菜场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参加临时党支部？”

“一位同志联系不上，另一位同志，老易说他有些动摇，抽空要找他聊聊。”陈千元想起来，“昨天晚上凌大姐通知我们，今天要开临时党支部会议。现在上级把你派来了，你要不要去一次，跟大家说说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什么时候？”

“晚上，七点钟。”

陈千里想起卫达夫说的情况：“听说同志们有些着急，诊所出了点事情？”

“他们把林石控制起来了。”陈千元转头对董慧文说，“你来说，凌大姐通知慧文开会，顺便把诊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了她。老易说，这会是一定要开了。”

“在哪里开会？”

“就在诊所，那里很安全。”董慧文说，“凌大姐说，过街楼上面是门诊间，一整排窗户，视野特别好，马路上有什么动静都能看见。前楼后楼很隐蔽，都有后门，房顶上有天台，撤退线路多。”

“你们去过吗？”

“我陪千元去过，秦医生给他看了伤，开了药方。”

陈千里追问道：“凌大姐有没有说，把林石抓起来审问的都有谁？”

“凌大姐说图书馆的田非最冲动。凌大姐那天上午正好去诊所——”

“她去诊所干什么？”

“不知道，她没说，可能想看望受伤的同志吧。她看到秦医生愁眉苦脸，她就是这么说的，愁眉苦脸。听说了那个情况，凌大姐就说，让她来。凌大姐就是那样的人，什么事情都是让她来。她过去制止他们，不能那样做，不能随便怀疑一个同志。姓田的——”

“田非。”陈千里提醒她。

“对，田非。凌大姐说他最冲动，坚决不同意把林石放开——”

“放开？”

“他们把林石绑在椅子上。”

焦虑和怀疑是一回事，涉及银行保管箱又是另一回事。陈千里意识到，在头脑中那条时间线上，敌人跑得比他快。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想出办法。他猜想敌人早已监视了诊所，说不定诊所周围埋伏着大量特务。

他隐约感觉到自己身后也有人盯梢。敌人并没有释放这些同志，他们只是从有形的监狱转移到无形的监狱中。这座无形的监狱比龙华看守所更危险，外面的敌人很难看清，内部的敌人更加难以分辨。

董慧文下楼煮汤圆，陈千里拿起桌上的一沓手稿。

“我在练习翻译。”陈千元说。

手稿第一页上用钢笔写着标题：第一封信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远方来信》？”

这是陈千里最早阅读的俄文作品。俄文补习班。一本纸页发黄的油印期刊。他把它带给了他的老师叶启年。

那时侯，他每天都要跑到新闸路，叶启年住在那里。一幢弄堂房子，楼下是杂志社，晚上世界语学习小组的活动也在这里。

那时候，叶老师仍是个学者，信奉无政府主义。那时候，他崇拜叶老师，叶老师是明星般的人物，滔滔不绝，激情洋溢。他的家里永远高朋满座，而他，一直很喜欢陈千里。那时候，叶桃偶尔会下楼来，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他把《远方来信》带到叶老师那里，兴奋地让他看，没想到却成了他和老师分歧的开端。不要看那些俄文书，毫无用处，未来的世界只有一种语言。这样的分歧逐渐变得越来越多。

后来，甚至连他去楼上叶桃的厢房也成了问题。叶老师先是板着面孔，悄悄地对他说，你们俩都不是当年的小孩子了，你不要老往她那儿跑。后来是责怪叶桃，再到后来就向他宣布，永远不许他再进新闸路这幢房子的门。可是没过几天，叶桃就来看他了。

他和叶老师渐行渐远。那时候他总是分不清，他总以为叶老师的变化是出于某种偏执的情感，是一个父亲在拒绝他接近自己的女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