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犬八公的故事》

《杀人回忆》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幸福终点站》

总之很多，这种风格相比于忠于事实的报告文学风格，更符合现代人的胃口。

毕竟有些事情就是要经过艺术加工才吸引人。

江弦给朱琳讲了一遍，朱琳就大概听懂，“所以你是准备从一个引起社会震动的事件开始写？”

“嗯。”

“什么事件？”

“大概是一百年前，上个世纪80年代，一艘名为木犀草号的游艇，在好望角遭遇了海难.”

江弦把事件给朱琳讲了一遍。

朱琳从一开始的好奇，脸上慢慢浮现出惊恐和不适。

“好了、好了，江弦，你不要说了，我听得有点犯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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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倒杯水。”

江弦殷勤的给自己媳妇倒一杯热水。

朱琳又很是奇怪：“你讲的这个事件，跟动物园又有什么关系？”

“动物园属于艺术加工。”江弦解释说。

第二天一早起来，江弦把房租结算掉，离开旧金山，王安忆的朋友开车送他们去机场。

此人和王安忆此前是同学，叫周海瑞，后来因为海瑞罢官，就改了名字。

江弦回忆了半天，也在记忆里找不到这么一号人，大概是路人甲。

“你们还回旧金山吗？”

“回国的时候还从这边走。”

“那到时候我再来接你们。”周海瑞客气的说。

王安忆点点头，心里一时间有点小得意，这可是多亏了她的人脉，他们才在旧金山有了这样搭车的便利。

人越缺少什么，就越想证明什么。

来美国这短短两天，王安忆原先以为自己有满满当当的经验，但当和江弦同行，在她那么多的特殊经验面前，自己的经验便显得特别空虚，软弱，存量不足。

一行人又从旧金山起飞，先是到丹佛，在丹佛换机，最后抵达爱荷华。

下飞机以后，王安忆这回怕再碰到什么麻烦，安安生生的走在江弦后面。

等办完手续出去，很快便见到举着“欢迎江弦先生和茹志鹃女士”牌子的两人，一男一女，都是四五十岁的年纪。

女人穿一件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个子娇小，眉宇间却藏着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坚毅之气。

男人则是西装衬衫，不戴眼镜，头发长而卷，给人外秀之感。

“您就是聂华苓女士吧？”江弦凑过去问。

“是的、是的。”

聂华苓见到他们非常开心。

“你好。”

茹志鹃和她握了握手，又看向她身旁的男人，“.您是聂华苓女士的先生？”

男人做出很夸张的惊讶表情，随后哈哈大笑。

“您误会了，我叫陈映真，也是参加这次写作计划的作家。”

“您就是陈映真？！”江弦看他一眼。

对于好多文人，他虽然听过他们的名字，但并不知道他们的长相，所以见到这位的第一瞬间，也没想到这位就是陈映真。

“你好。”

两人握了握手，陈映真笑着说，“我来的早一点，在聂华苓女士的推荐下，读了你的《红高粱》还有《最后一个匈奴》，‘高粱高密辉煌’对于乡土的描写真是相当漂亮。”

“哟，您太客气了。”江弦说。

陈映真认可了他的“乡土”描写，这份认可绝对很有含金量。

毕竟陈映真就是台省的“乡土文学”代表作家。

只不过他的乡土，毫无疑问的是内地这边，所以之前会遭到余光中等人的攻击。

“我也经常看您的作品，还有台省好些个作家，其实我也都有关注。”

“台省作家？”陈映真意外。

“像三毛，特别喜欢三毛的文章，还有林海音，她老人家的《城南旧事》写的真好，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在内地上映了，特感人，说不出的好看。”

陈映真点点头。

“她们两位都挺好的。”

三毛是台省年轻人最喜欢的作家。

林海音则是台省文学“祖母级的人物”。

据说林海音热情好客，她家的客厅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文人做客，可以说她家的客厅，就是半个台省的文坛。

坐上车子，从机场再去爱荷华市有大概半个多小时，一路闲聊。

“看完你的小说之后我就想见你了。”

陈映真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你那篇理论文章真是惊才艳艳。”

寻根文学是一种乡土小说的文化追寻，而陈映真的乡土文学又是继承自鲁迅的一种文学风格，所以陈映真感觉和江弦的话题特别多，非常聊得来。

聂华苓也开口道：

“陈先生，你都不知道现在江弦先生在国内有多受追捧。

王濛先生给我写信说，他看过《百年孤独》以后，感到一种莫大的绝望，他觉得国内目前的文学水平和世界文学之间还存在悬殊。

可是看过江弦的小说以后，他又觉得这种差距不是不可超越的。”

“了不起的年轻人。”

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这么轮番夸奖着江弦，搞得他还有点不好意思。

“您过奖了。”

江弦自谦一句，随后道：“之前都是书信往来，不方便沟通，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多问问国际写作计划的事情。”

“想问什么？你尽管问。”

“我们参加这个写作计划，有什么需要完成的么？或者说，有什么义务？”江弦道。

聂华苓之前在信里介绍过“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她的目的是让大家听到主流以外的声音，所以邀请来的作家往往都是来自主流以外的弱势国家或者说第三世界国家。

比如，巴勒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非，包括中国和台省、香港等地区。

来之前，江弦大概知道这个计划并不会强制要求参与者做什么事情。

但就这么白吃白喝人家聂华苓的东西，他也不太好意思。

“我们的写作计划确实有一项义务。”

聂华苓说，“每个参加者都要参加一场讲演，我们按照地区和体制意识形态分组，到时候会安排你和茹志鹃女士、陈映真先生同一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