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达先生，该吃药了。”

周晓达没有动。

医生嘆了口气，把药放在床头的小桌上，转身离开。

门关上后，周晓达慢慢转过头，看著那几粒白色的药片。

他突然笑了。

笑得很轻，很轻。

“哥，”他对著空荡荡的房间说，“你以为你贏了。”

他伸出手，把那几粒药片握在手心。

“你们所有人，都以为你们贏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打开窗户。

伦敦的风涌进来，带著雨的气息。

他把药片一粒一粒扔出去，看著它们消失在灰濛濛的天空里。

“但游戏还没结束。”

他看著窗外。

看著那个他永远回不去的方向。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风把他的声音吹散。

没有人听见。

没有人知道。

伦敦，克劳利精神病院。

这所医院坐落在伦敦西南郊的一片橡树林里，维多利亚时代的哥德式建筑，高耸的尖顶和斑驳的石墙让它在阴天里像一座古堡。四周是高高的铁柵栏，门口常年停著一辆没有標誌的黑色麵包车。

三楼，特殊看护区。

周晓达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三天。

十三天里，他没有见过任何访客。他的律师被挡在门外，沙特领事馆的人来了两次，也只被允许在监控下隔著玻璃见了他十五分钟。英国政府给出的理由是“病人精神状態不稳定，需要绝对静养”。

没有人知道，十三天里，周晓达每天都在做同一件事——对著窗外的那棵老橡树说话。

“你知道吗，”他对著树说，“我小时候在利雅得，院子里也有这样一棵树。不是橡树，是枣椰树。我和我哥经常爬上去，看谁爬得高。”

树当然不会回答。

“有一次我摔下来了，手臂骨折。他背著我走了三英里回家。”他顿了顿，“那时候我以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树依然沉默。

“现在我知道了。那时候他不是最好的哥哥，只是还没到需要翻脸的时候。”

身后传来开门声。周晓达没有回头。

“周晓达先生，该吃药了。”

还是那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每天准时出现，准时放下药片，准时离开。

但今天不一样。

医生放下药片后，没有立刻离开。

他站在周晓达身后，轻声说了一句话：

“荣先生让我问您，那份东西，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