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阪的初夏，海风带着工业港口特有的铁锈气息，吹拂着三菱重工造船厂的码头。

1969年 5月初，这里被装点得格外隆重——彩带缠绕着巨型龙门吊，日本传统的太鼓乐队在一旁演奏，身着和服的礼仪人员手捧鲜，目光聚焦在船坞中那艘通体黝黑的巨轮上。

这是环球航运第二批 vlcc（超大型油轮）的最后一艘，被命名为“东星号”，船身侧面“22.7万吨”的字样，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陈光良站在观礼台中央，身着深灰色定制西装。

他看着“东星号”的船体，目光平静却透着力量，仿佛在审视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身旁，山口轮船社长山口正雄端着酒杯，语气中满是敬佩：“陈先生，您真是把‘时机’二字玩到了极致。苏伊士运河关闭两年，全球船东还在观望时，您已经让环球航运的 vlcc舰队扩充到 30艘，这两年多就下水总吨位近 650万吨，这魄力，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人。”

陈光良笑着与他碰杯，香槟的气泡在杯中升腾：“山口先生过奖了，不过是比别人多了点‘敢赌’的勇气。1967年运河关闭当天，我就判断这场封锁不会短——埃及与以色列的矛盾根深蒂固，没有三五年解决不了，而全球原油需求每年都在涨，油轮只会供不应求。”

这番话看似轻描淡写，背后却是精准的预判与果断的布局。

1967年 6月，苏伊士运河因第三次中东战争关闭，全球原油运输航线被迫绕行好望角，航程增加 5000海里，油轮周转率骤降。当时多数船东担心“运河随时通航”，不敢冒然下大单造船，陈光良却力排众议，联合日本开发银行与住友银行，砸下大量的资金，向三菱、川崎等造船厂订购 650万吨运力的 vlcc，硬生生在“缺船”抢占了市场空白。

此时，随着主持人的宣布，日本女性社会家市川房枝（受邀担任“掷瓶礼”嘉宾）手持系着彩带的香槟瓶，走向船首。“砰”的一声，酒瓶撞在船体的防撞垫上，碎裂的玻璃与香槟酒液飞溅，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

“东星号”在拖船的牵引下，缓缓滑入大阪湾，黑色的船体在湛蓝的海水中泛起层层涟漪，宛如一头苏醒的“海上巨兽”。

“东星号”的租约早已敲定——山口轮船以很不错的价格，签下为期 5年的长租协议，将其用于中东至日本的原油运输。

山口正雄看着远去的船影，感慨道：“现在日本航运公司都在学我们，与其自己造船承担风险，不如长租环球航运的 vlcc——您的船队不仅吨位大、运营成本低，更重要的是专业，比我们自己的船都安全。”

陈光良闻言，目光投向远方——那里，还有 25艘为环球航运建造的 vlcc正在赶工。

他知道，日本航运公司的“退避”，不过是环球航运重塑全球航运格局的开始。

在欧洲，希腊船东们正陷入焦虑：环球航运以“更低租金、更长账期”的策略，抢走了埃索、德士古、壳牌、bp等巨头的原油运输订单，雅典的船东协会甚至召开紧急会议，呼吁“抵制华人船队的低价竞争”；

在美国，环球航运的船只通过利比里亚、巴拿马等“方便旗”登记，巧妙避开了美国对外国船队的限制，将油轮租给埃克森、美孚等公司，成为美国原油进口的“隐形运力支柱”。

“东星号”下水一周后，《纽约时报》的一则头条新闻，让环球航运彻底走进全球视野——《环球航运吨位超苏联，华人船王掌控半个“海上油库”》。

报道中附带的图表清晰显示：截至 1969年 5月，环球航运总运力达 1200万吨，其中油轮占近1000万吨，不仅超过苏联商船队的 1100万吨，更达到美国“商业运营商船”吨位（2100万吨）的 57%。

“若仅以油轮计算，环球航运的运力占全球油轮总吨位的 30%，相当于希腊全国油轮运力的总和还多的多。”

报道中这样写道，“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公司的船只大多以‘长期租赁’形式运营：租给日本公司的油轮，被计入日本商船吨位；租给欧洲公司的，则被纳入欧洲国家的航运统计，其‘隐藏运力’远超账面数据。”

新闻一经发布，全球媒体纷纷转载。

香港《东方日报》以“华人之光：陈光良与他的海上帝国”为题，详细追溯他从 1945年重启船队，到 1969年成为“世界第三大航运力量”的历程；

英国《金融时报》则分析道：“环球航运的崛起，打破了希腊、日本、美国、英国对全球航运的垄断，未来十年，全球原油运输的定价权，或将掌握在这位华人船王手中。”

环球航运香港总部的办公室里，陈文锦拿着报纸，兴奋地对父亲说：“现在全球航运界都在讨论我们，连巴拿马总统都发来贺电，希望我们能多在巴拿马登记船只。”

陈光良却显得异常平静，他指着地图上的中东、欧洲、美洲航线，说道：“1200万吨只是开始，我的目标是 2000万吨——等那批在建的 vlcc交付，我们就能接近美国的商业运力，到时候，才能真正掌控原油运输的‘生命线’。”

他心里清楚，媒体的赞誉背后，是更激烈的竞争与更复杂的博弈。

希腊船东们已开始联合欧洲银行，计划斥资 1亿美元造船，试图夺回失去的订单。

但这些，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航运业本就是“吨位为王”的战场，只要持续扩充运力，保持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就能牢牢占据主动。

《纽约时报》的报道发布仅三天，陈光良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函——美国白宫邀请他于 6月初访问华盛顿，与刚上任四个月的总统尼克松会面。这份邀请函由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亲自签署，字里行间透着“重视”：“鉴于环球航运在全球航运领域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国际能源运输的关键作用，总统先生希望与您就‘全球航运安全与能源合作’交换意见。”

陈光良看着邀请函，立刻明白了背后的深意。

此时的美苏冷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美国虽掌控着 2700万吨的“总航运吨位”（含后备船队与“方便旗”船只），但从六十年代开始，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吨位每年减少 50万吨，导致其“直接可控的航运力量”持续削弱。

而苏联凭借 1100万吨的商船队，不断加强对东欧、非洲的能源运输控制，甚至引入内河运输石油，试图在“冷战航运竞赛”中压制美国。

“美国需要我们的船队，来填补他们的‘运力缺口’。”

陈光良对陈文锦解释道，“商船不仅是运输工具，战时还能改装成‘临时运输舰’，运送军队与物资。尼克松找我，表面是‘能源合作’，实则是想把环球航运绑上美国的‘战略战车’，让我们的油轮在紧急时刻，为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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