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乃纲常所在，秩序所需。若无士人维繫，天下大乱，农工商皆无以存续“”

这是他所受教育和统治经验的根基。

李承乾並没有直接反驳，而是缓缓点头，语气愈发慎重。

“父皇所言极是，士人维繫纲常，治理国家，其重要性，儿臣岂敢否认。”

“儿臣並非要否定士人之功，亦非妄图顛覆四民秩序。”

他话锋一转。

“儿臣只是在想，这四民”之分，或许並非亘古不变之真理，亦非仅仅基於职责与贡献。”

“其背后，或许隱藏著更深层的————分野。”

他斟酌著用词，终於吐出了那个李逸尘灌输的概念。

“儿臣近日重读《管子》、《盐铁论》，乃至《史记·货殖列传》，偶有所得。”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不再仅仅从业”之分，而是从势”与利”之分，来看待这天下之人。”

“《管子·国蓄》有云：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又云：利出於一孔者，其国无敌————利出於二孔者，其国半利————利出於三孔者，其国不守”。”

“此言虽论国君敛財之道，然亦揭示一理，即利”之流向与集中，关乎国势强弱。”

李世民目光一凝，《管子》他自然熟悉，这是帝王术的重要典籍。

太子引用此篇，意欲何为？

李承乾继续道：“《史记·货殖列传》亦言：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又载：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太史公此言，分明指出，財富多寡，自然导致地位高低、役使与被役使之分，此乃物之理也”。”

他引用的都是李世民熟悉的经典，但將其串联起来，指向一个方向。

“儿臣愚见，若將《管子》所言利出一孔”之利”，与太史公所言因富致役”、仆”之理相结合，再看我朝现状，或可窥见一丝真相。”

他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而清晰。

“农人拥有口分田，看似拥有生业之本”，然其產出之利”，大部分通过租庸调流入朝廷、官府，小部分或流入地主之手。”

“其自身所留，仅够生存，甚至不足。故其“利”薄，其势”微。”

“工匠依附官府或私人，其技艺所创之利”，几乎尽数被官府或主家汲取，自身仅得存活之资。故其利”更薄，其势”更微。”

“商贾虽能聚利”，然因其地位低下，无政治权势庇护，其利”隨时可能被权势者以各种名目剥夺，难以稳固。”

“故其虽有利”，却难成势”，甚至因利”招祸。”

“而士人，尤其是高门士族，”李承乾顿了顿，目光锐利起来。

“他们或通过科举，或凭藉门荫，掌握权力——这最大的势”。”

“凭藉此势”，他们不仅可以获得优厚俸禄，更能影响政策，保护並扩张自身家族之利”，甚至可以利用权力，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对农、工、商所创之利”的分配。”

“於是，便形成了一种循环：有权者愈易得利，有利者借利求势，或至少寻求权势庇护。”

“而无利无势，仅凭劳作创造生业之本”与生发之力”者，则始终处於“利”与势”的最底层。”

李承乾总结道，语气带著一种勘破世情的冷静。

“故而，儿臣浅见，这天下之人，若依其在实际生產与权力格局中所处之根本地位，或可大致分为几类，而非简单的士农工商。”

“其一，皇室、勛贵、高品官员，他们位於势”与利”的顶端，制定或深刻影响“相处之规”。”

“其二，中下层官员、地方豪强、大地主，他们拥有相当的势”或利”，是相处之规”的执行者与受益者。”

“其三，普通士人、自耕农、自由工匠、中小商贾，他们或许拥有少量生业之本”或技艺，但势”微利”薄，是相处之规”的主要遵守者与被汲取者。”

“其四，佃农、僱工、官奴私婢，他们几乎不拥有生业之本”，纯靠出卖劳力为生，处於最底层，其生发之力”几乎被完全汲取。”

“父皇，”李承乾抬起头，目光灼灼。

“这或许便是隱藏在四民”分野之下，更深层次的————阶级之分。”

“阶级一词，古虽不显，然《左传》昭公七年有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僕，仆臣台。””

“此虽是古制，且言等级，然其揭示的人因地位不同而形成的层层臣属关係。”

“与儿臣所观察到的，因利”、势”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群体之隔阂与对立，其理相通。”

“並非所有士人皆属上层，寒门士子若无背景，其处境恐比富庶农夫亦不如”

。

“亦非所有商贾皆属下层，若能结交权贵，成为皇商官商，其“势”与利”亦不可小覷。”

“但这更说明，决定一个人所处位置的，並非其业”之名称，而是其实际掌握的利”与势”，及其在相处之规”中所处的地位。”

李世民彻底震撼了。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如同雕塑。

书房內寂静无声。

太子这番话，引经据典，却又完全跳出了经典的框架。

他將《管子》的敛財论、《史记》的財富观、《左传》的等级说，与自己观察到的现实、以及那套“生业之本”、“生发之力”、“相处之规”的理论熔於一炉。

锻造出了一把名为“阶级”的利器，生生劈开了他眼前一直笼罩著的迷雾。

是啊，为何前隋煬帝时，民力枯竭，天下皆反？

正是因为那套“相处之规”对底层汲取过甚，破坏了“生发之力”的根基，导致承载“生发之力”的庞大阶级无法生存，最终“相处之规”彻底崩溃。

为何本朝立国，需行均田，轻徭薄赋？

正是要调整“相处之规”，安抚那最重要的、创造基本生存资料的阶级，使其“生发之力”得以恢復。

为何山东世家敢於对抗朝廷？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地方上最大的“利”与“势”的结合体，他们有自己的“相处之规”，试图抗拒朝廷的“相处之规”。

为何发行债券会引发恐慌？

因为那本质上是朝廷利用最高“势”力，对未来“利”的提前汲取，一旦信用不足，掌握財富的阶级便会恐慌，导致经济动盪。

一切以往看似复杂难解的问题，在这套“阶级”分析的视角下，仿佛突然有了清晰的脉络。

李世民感到一阵口乾舌燥。

他端起早已凉透的茶盏，饮了一口，冰凉的茶水滑过喉咙，却无法浇灭他心中翻腾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