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文明法典”。把现在的法令规章系统化，公开化。

这几条，每一条都是大手笔，每一条都有人反对。尤其是建大桥，很多老工匠都说不可能——长江那么宽，水流那么急，怎么建？

马永生只说了一句话：“不可能的事，做成了才叫本事。”

过完年，文明三年开春，几件大事同时启动。

长江大桥由徐光启和宋工匠总负责。设计方案是马永生画的简图——悬索桥，主跨三百米，当时世界第一。开工那天，两岸人山人海，都来看热闹。奠基仪式上，马永生亲自铲了第一锹土。

环海贸易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二十艘大船，载著丝绸、瓷器、茶叶，还有新式的钟表、显微镜、蒸汽机模型。带队的是王朴，这老探子如今成了外交家。临行前，马永生交代：“多交朋友，少惹是非。但要是有人欺负咱们，也不必客气。”

国家银行的筹备最麻烦。要统一货幣，就得收回各地私铸的铜钱、银锭，发行新幣。新幣分三种：铜元、银元、金幣，上面印的不是龙，是稻穗和齿轮，象徵工农。兑换比例公开，童叟无欺。

一开始百姓不信，怕新幣不值钱。马永生下令，官府收税只收新幣，发餉也只发新幣。同时，银行提供“储蓄”业务，存钱给利息。慢慢地，新幣流通开了。

文明法典的编纂由黄宗羲主持，邀请各地学者、法官、士绅参与。每条法律都要公开討论，登报徵求意见。过程很慢，但很扎实。

就在一切顺利推进时，六月，出事了。

北方大旱。

从春天开始，直隶、山东、河南，三个月没下一滴雨。河流断流，井水乾涸，田地龟裂。刚有起色的北方，又陷入绝境。

灾情报到武昌时，已经晚了。饿死人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马永生立即下令：开仓放粮，从南方调粮北上，以工代賑修水渠。同时，他决定亲自去北方。

“监国不可！”黄宗羲劝阻，“您坐镇中枢，统筹全局，怎能轻动？”

“百姓在挨饿，我在武昌坐得住吗？”马永生说，“而且，我想看看，咱们的新制度，在灾难面前管不管用。”

他带了五百护卫，押著第一批粮食，日夜兼程北上。

越往北，景象越触目惊心。田野里一片枯黄，看不到绿色。路边有饿殍，有逃荒的流民。看到运粮车队，流民们围上来，眼睛都是绿的。

“发粮！发粮！”护卫们喊，“排好队，人人有份！”

粮食在开封发放。马永生亲自站在粥棚前，看著那些皮包骨头的百姓。有个妇人领了粥，却不吃，端著往回跑。护卫拦住她，她哭道：“我孩子……我孩子快饿死了，我给他送去……”

马永生心一酸：“让她去。再给她一袋米。”

那妇人千恩万谢地跑了。

在开封待了三天，发完粮，马永生继续北上去上京。如今的上京城，经过一年重建，有了些生气。但旱灾一来，又萧条了。

他在上京召集北方各省官员，开了个紧急会议。

“旱灾是天灾，但饿死人是人祸。”马永生开门见山，“我问你们，各地粮仓还有多少存粮？为什么不及早开仓？”

官员们面面相覷。一个知府大著胆子说：“监国，按律，开仓要层层上报，等批文下来……”

“等批文下来，人都死光了！”马永生一拍桌子，“从今天起，北方各省，遇灾情可先开仓，后补报。谁耽误了，饿死了人，我砍谁的脑袋！”

他又说：“光发粮不够，要以工代賑。趁著农閒，组织百姓修水渠、挖深井、建水库。这样既能救命，又能为以后防灾打基础。”

命令下达，北方动起来了。百姓为了活命，也为了挣口粮，干得卖力。一条条水渠挖出来，一口口深井打下去。虽然远水解不了近渴，但至少有了希望。

马永生在上京一待就是两个月。他每天只睡三四个时辰，巡视工地，看望灾民，解决纠纷。人瘦了一圈，但精神还好。

八月初，终於下雨了。不是小雨，是瓢泼大雨，连下了三天。乾涸的土地喝饱了水，河流又有了水声。

灾情缓解了。

回武昌前，马永生去了趟西山，那里有座新修的“英烈祠”，供奉著靖难军战死將士的牌位。铁柱的牌位在最前面。

他站在铁柱的牌位前，久久不语。

“铁柱哥，你看到了吗？”他轻声说，“这天下，慢慢好起来了。虽然还有灾，还有难，但至少，咱们走对了路。”

风吹过，祠堂里的长明灯摇曳。

回到武昌时，已是秋天。长江大桥的桥墩已经立起来了，像两个巨人站在江中。船队在海上也传来好消息：到了南洋，受到了欢迎，换回了橡胶、香料、还有新作物的种子。

国家银行发行了第一笔“农业贷款”，利息很低，专门帮助农民购买农具、种子。文明法典的初稿完成了，正在公开徵求意见。

一切都在向前。

马永生站在总制府的阁楼上，望著长江上的落日。江面被染成金色，大桥的轮廓在夕阳中清晰。

七百多年前，诸葛亮在这里说过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也是。

倒计时：707年6个月8天。

时间依然在走，路依然很长。

但桥在修，船在航，法在立，人在学。

希望，就像这江上的夕阳，明天还会升起。

而他，会一直走下去，直到走不动的那天。

为了这个天下，为了这些百姓，为了那些还没实现的梦。

文明的路，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