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您过去四十年的政治经歷，主要是在皿煮党体系內。而我是一个独立候选人，和皿煮党没有任何关係。您確定您能適应这种转变吗？”

“为什么不能呢？”凯利回答道，“我加入那个党派，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唯一愿意倾听底层声音的主流政党。但这些年来，这个党派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精英俱乐部，和他们当初代表的那些群体渐行渐远。”

“你呢，潘？你代表的是什么？”

“我代表我自己。”肖恩不假思索地回答，“或者说，我代表所有对现状不满、却在两党之间找不到归属感的人。”

“好答案。”凯利点点头，“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肖恩继续道，“马修告诉我，您年轻时有过一些……激进的政治经歷。您现在还坚持那些理念吗？”

凯利沉默了一会儿。

“你是在问我还是不是一个康米分子？”他直视著肖恩。

“我是在问您，您的政治理念会不会和我的竞选目標產生衝突。”

“你有政治理念吗？”凯利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但头顶的数字没有变化。

“会有的，先生。”肖恩说道。

“好吧，那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凯利的语气变得认真起来，“我年轻时確实相信过一些激进的东西。我认为只有彻底推翻现有体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那时候的我，热血、天真、愚蠢。”

“但1985年，费城警方轰炸了move组织的总部。我亲眼看著那场大火烧死了十一个人，其中五个是孩子。从那一天起，我明白了一件事：理念如果没有实际的力量做支撑，只会招来毁灭。”

“所以我选择了妥协。我加入皿煮党，学习怎么在体制內运作，怎么用选票和游说来推动变革……”

“至於我现在相信什么？”凯利看著肖恩，“我相信务实。我相信能贏的策略。我相信在现有的规则里打败对手。”

“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肖恩没有立刻回答。

他只是静静地看著这个老人，试图从他的眼神里读出更多的东西。

“最后一个问题，凯利先生。”肖恩开口道。

“您为什么选择我？”

“费城有很多政客，有很多候选人，有很多您可以投靠的对象。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个前途未卜、官司缠身、隨时可能翻车的前好莱坞明星？”

“因为你有一样东西，是那些职业政客都没有的。”凯利笑著说。

“什么东西？”

却听他娓娓道来：

“1958年，我十二岁。那一年，马丁·路德·金被刺杀，罗伯特·甘迺迪被刺杀，芝加哥民主党大会变成了一场暴乱。整个国家都在燃烧，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接下来怎么办？”

“曾经有这样一批人相信：革命就在眼前。他们只要再推一把，整个旧世界就会轰然倒塌。”

“但他们错了，接下他们的旗帜的我们也错了。”凯利转过身，看著肖恩，“大的没有来。反而来的是尼克森和里根，是四十年的保守主义回潮。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被碾碎在歷史的车轮下。”

“所以，我选择你，不是因为你是什么救世主，也不是因为我相信你能改变这里。”

“我选择你，是因为你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那个敢於挑战一切、不计后果的自己。”

“也许你会失败，就像我们当年一样。但至少，你让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这个僵死的政治体制，也许还没有完全丧失被撼动的机会。”

“就凭这一点，我愿意陪你走一程。”

听完他抒情诗一般的表达，马修看看凯利，又看看肖恩，不知道该说什么。

肖恩则低下头，似乎在思考著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

“凯利先生，您的话很动听。”肖恩说，“但我不能现在就给您答覆。”

“哦？”凯利挑起眉毛。

“我需要时间来考虑。”肖恩坦诚地说道，“竞选经理是一个核心岗位，需要绝对的信任。我现在对您了解得还不够多。而且……”

“而且，我也需要確认一件事：您是真的想帮我，还是想通过我来完成您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两者是有区別的。”

就怕有的人长得像木偶，但实际上是个木偶师。

凯利看著肖恩，眼神里闪过一丝讚许。

“你很谨慎。这是好事。”他说，“那我就等你的消息。”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

“这是我的联繫方式。想好了隨时给我打电话。但別让我等太久，潘。像我这种老古董，说不定哪天就入土了。”

肖恩看著名片上那行朴素的字跡，“你说你从来不记你的电话號码，但是你居然没说你有名片？”

“哈哈！”

“你笑鸡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