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帮丈夫脱下那件被撕破了领口的旧大衣，大衣下面，体面的白衬衫上印著几个刺眼的靴印。

“他们打你了？”蕾拉捂著嘴，声音颤抖。

“没有。”哈桑坐在那把修补过的旧藤椅上，因为疼痛而吸著冷气，“只是问话，但他们不想让我坐下，也不想让我睡觉。”

连续四十八小时的站立审讯。

那些翻译官用蹩脚的土耳其语一遍又一遍地问同一个问题：许克吕在哪里？

英国人不知道暴动的头目是谁，但他们知道失踪已久的许克吕有嫌疑，类似的傢伙他们抓了不少，抓对了抓错了无所谓，能让老爷们看到他们正在为机枪暴动事件积极处理就行。

哈桑是个在財政部兢兢业业抄写了三十年税单、甚至被欠薪都不敢对上司大声说话的老实人，在那四十八小时里，老老实实的沉默著。

“喝点汤吧。”母亲端来一碗热汤，里面飘著几片薄荷叶。

太丰盛了，有点不好意思。

哈桑推开碗，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蕾拉，把灯灭了。”

“什么？”

“灭灯，把窗帘拉严实。”

房间陷入了黑暗，只有窗外的雨声。

哈桑摸黑走到墙角的柜子前，里面放著他的公文包和那把象徵他儿子身份的海军佩剑。

屋子里其实没太多家具，国家財政早就崩溃，受协约国控制，政府几乎无力支付薪水，想哈桑这样的奥斯曼旧官僚生活陷入赤贫，家產能卖的都卖了个七七八八。

即使如此，英国宪兵依然反覆搜著这间房子，把柜子里卖不出去的书扔得满地都是，甚至拆开了枕头芯子。

但他们没找到那把剑。

因为在第一次被带走之前，母亲就已经把它缝进了那个因为太大而无人问津的旧棉被里。

哈桑用剪刀拆开了棉被的一角。

那柄有著镀金护手和鯊鱼皮握把的海军佩剑滑了出来，这是许克吕从海军学院毕业时，哈桑花了半年的薪水为他定製的。

“我们要把它交给警察吗？”蕾拉小声问，她害怕了，她真的害怕哥哥会被抓住。

“不。”哈桑的声音突然变得坚硬，“奥斯曼军人的剑只有两个去处，敌人的胸膛，或者英雄的坟墓，绝不能在英国人的赃物库里生锈。”

他拿起那把剑，推开了通往后院的小门。

后院泥泞不堪，种在那里的几株西红柿早就枯死了。

哈桑不顾泥水弄脏裤腿，跪在地上，用一把生锈的铲子开始挖坑。

“许克吕没死。”他一边挖，一边低声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这个破碎的国家说，“我知道那小子没死，他会把剑拿回去的。”

哈桑不知道许克吕在做什么，或许加入了地下抵抗组织，或许去了安纳托利亚，但一定会回来。

泥土渐渐盖住了金色的护手，盖住了那个刻著奥斯曼国徽的剑鞘。

哈桑站了起来，但还是站不太直，但他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