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阿公。”

“想他什么？”

“想他从缅甸走到泉州，走了三年。他把那条路走完了。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他走出来的。”

小芳没有说话。她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手上有茧子、裂口、伤疤。她把他的手握在手心里，手指在他的手背上轻轻地摸著，摸那些茧子、裂口、伤疤。她摸得很慢，很仔细，像在摸一幅地图。

“家安，你阿公走完了他的路。现在轮到我们了。”

家安看著她。她的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肚子鼓鼓的。她站在他面前，像一棵树。

“走吧，回家吃饭。”小芳说。

家安跟著她走向车子。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头看了一眼工地。工人在绑钢筋，钢筋在阳光下闪著光。他看了几秒钟，转过身，走了。

二〇〇七年冬天，家兴的花店在上海开了第十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有外滩、东方明珠、南京路、淮海路。他没有亲自去，派了小林去。小林跟了他很多年了，从泉州跟到厦门，从厦门跟到福州，从福州跟到杭州，从杭州跟到上海。他每一次都问他，老板，你不去吗。家兴说，你去就行了，我相信你。小林的眼眶红了。老板，你就不怕我把店开垮了。家兴说，开垮了再开，你又不是没开垮过。小林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他笑著笑著，眼泪也出来了。

小林去了上海。他在外滩附近租了一个店面，月租五万。他打电话给家兴，说老板，月租五万，太贵了。家兴说，不贵。外滩，值这个价。小林说，我怕赚不回来。家兴说，赚不回来就从你工资里扣。小林不说话了，沉默了很久，久到家兴以为电话断了。老板，我掛了。家兴说，好。

电话掛了。家兴站在花圃里，看著那些玫瑰。冬天了，玫瑰开得少了，只有几朵还在开著，零零星星的，红红的，在冷风里摇著。他蹲下来，看著一朵卡罗拉。它在风里摇著，花瓣被风吹得翻了过来，露出背面的顏色，比正面淡一些，粉红色的。他伸出手，把花瓣翻回去。它的正面是红色的，大红色的，在阳光下透亮。他看了很久，蹲在那里，腿麻了。

他站起来，走到花圃的角落，打开水龙头，接了一桶水。水很凉，凉得刺骨。他把水桶提到玫瑰园，一勺一勺地浇水。水洒在土里，渗下去，很快就不见了。

二〇〇八年春天，家寧把陈远水的帐簿从枕头底下拿了出来。她翻开最后一页，看著自己写的那些字。那些字已经干透了，墨跡从黑色变成了灰黑色，纸从黄色变成了深黄色。墨和纸混在一起，你分不清哪个是字、哪个是纸，但字在那里，纸在那里，它们在一起。

她拿起笔，在下面又写了一行字。

“阿公，念远会走路了。他从花店走到超市，从超市走到花店。他走得很稳，没有摔跤。他叫你阿嬤，阿母听到了，哭了。”

她写到这里，停了一下。她想起那天陈阿圆蹲在念远面前的样子，她握著他的手，把它放在脸上，闭上眼睛，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著皱纹往下流。她没有擦，让它流。念远看著她的眼泪，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脸，说阿嬤，哭。陈阿圆睁开眼睛，看著念远，笑了。她说阿嬤没有哭，阿嬤眼睛进了沙子。念远说，哪里有沙子。陈阿圆说，你看不见了，它太小了。念远说，我帮你吹。他鼓起腮帮子，对著陈阿圆的眼睛吹了一口气。他的口水喷在了她的脸上。

她笑了。这次她笑出了声，咯咯咯的，像一只老母鸡在叫。念远也跟著笑了，咯咯咯的。两个人的笑声在超市里迴荡。

家寧站在收银台旁边，看著他们，也笑了。她笑著笑著，眼眶红了。

她继续写。

“阿公，家安的运输公司盖了新楼。五层，在城北的工业区。他站在工地上，戴著安全帽，看著工人挖地基、绑钢筋。他跟我说，他想起了你。他说你从缅甸走到泉州，走了三年。他把那条路走完了。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你走出来的。”

“阿公，家兴的花店开到上海了。在外滩，月租五万。小林去管的，他跟了家兴很多年了。家兴说外滩值这个价。我不知道值不值，但家兴说值，那就值。他从来不会错。”

“阿公，恩慈上小学了。她背著一个红色的书包，书包上印著一只米老鼠。她每天早上自己走到学校，不用人送。她说她长大了，不需要人送了。她走到巷口，回过头来，跟阿母挥手。阿母也跟她挥手。两个人的手在空气中挥著。”

“阿公，小芳又怀孕了。第三个了。家安说不管是男是女，都叫家和。家和万事兴的家和。家安说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家和和睦睦的，不要吵架，不要打架，不要像他小时候那样追鸡、爬树、把鸡蛋放在被窝里焐。他说他小时候太调皮了，让你和阿嬤操心了。他说他现在想起来，觉得对不起你们。”

家寧写到“家和万事兴”的时候，笔尖在“和”字上停了一下。和，禾苗的禾加上口，禾苗在嘴巴里，嘴巴里有粮食。和就是不饿肚子，就是有饭吃，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陈远水挑著箩筐从缅甸走到泉州，就是为了让他的孩子不饿肚子。他做到了。他的孩子不饿肚子了，他的孩子的孩子不饿肚子了，他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也不会饿肚子了。

她把帐簿合上，放回枕头底下。她躺在枕头上，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几道裂缝，裂缝里嵌著灰尘。她看著那些裂缝，想起了承天巷的青石板。那些青石板上也有裂缝，裂缝里长著青苔。青苔是绿色的，湿湿的，滑滑的。她第一次走承天巷的时候就滑倒过，膝盖磕破了，血渗出来，把裤腿染红了。她没有哭，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继续走。那时候她十四岁，背著蓝布包袱，从永春来到泉州。那时候她不知道这条路会走多远，会走多久，会走到哪里。她只知道她在走，她阿公也在走。她阿公走了一辈子，她也要走一辈子。路没有尽头，走的人也不会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