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紧接着薛国观并未直接切入主题，而是微微抬起头，目光落在朱慈烺身上，语气平和却又带着几分试探地问道：

“敢问太子殿下，您对于海商走私一事了解多少？”

朱慈烺微微一愣，眼神中闪过一丝意外，似乎完全没有料到薛国观会突然问及此事。

其实，关于海商走私，朱慈烺所知着实有限，具体情况大多数都是从郑小妹那里听到的。

至于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便一无所知。

但是要知道，大明的沿海地区广袤无垠，绝非仅有福建一处。

广州、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同样走私之风盛行。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薛国观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他最终还是轻轻摇了摇头说道：

“本宫对这些事情不太清楚。”

薛国观听到这话，微微点了点头，那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了然，随后便缓缓说道：

“既如此，那么老臣就详细地为殿下讲解一下吧。”

言罢，他轻轻抿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便开始仔细地讲了起来。

明末这个时期，南方走私贸易可谓是十分活跃。

主要涉及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群体，他们凭借着海路，与日本、东南亚乃至欧洲商人展开了广泛的贸易。

主要走私商人群体首当其冲的便是闽南商人，尤其是郑氏家族，也就是朱慈烺的老丈人一家。

他们可是最著名的走私商人集团，其中以郑芝龙为代表。

这郑芝龙起初乃是海盗兼商人，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谋略逐渐控制了福建沿海的贸易。后来他归降了朝廷，组建了水师，彻底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

除了郑氏家族，福建泉州和漳州月港也是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重要据点，许多商人通过这两个港口，与海外进行着频繁的走私贸易。

剧可靠消息，月港那地方每日里都是船来船往，热闹非凡。

广东沿海的潮州、广州商人，同样积极参与走私贸易，尤其是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殖民者的贸易。

就拿广州的外港澳门来说吧，自从被葡萄牙人占据后，这里便成为了重要的走私中转站，葡萄牙人的商船往来不断，带来了欧洲的商品，也带走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

浙江沿海的宁波和双屿港，在这个时候可是东亚最大的走私贸易中心。

双屿港里，各国商船云集，各种语言交织在一起，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如今的繁华都市。

虽然朝廷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摧毁了双屿港，但浙江商人并未就此放弃，他们仍继续通过其他沿海据点进行走私。

另外部份徽商也参与到了走私贸易之中，他们通过与福建、广东商人的合作，将内地的生丝、瓷器等商品运往沿海，再走私到海外。

这些人走私的商品种类繁多。出口商品主要有生丝、丝绸、瓷器、茶叶、砂、药材等，这些商品在明朝都是常见的物品，但在海外市场却具有绝对优势，利润高达数倍甚至十数倍。

而进口商品则有日本白银、南洋香料、欧洲火器、美洲白银等。

这些进口商品，有的满足了国内的需求，有的则成为了走私商人谋取暴利的工具。

总结来说，明末南方走私商人主要以福建郑氏家族、闽南商人、广东商人和浙江商人为代表。

他们通过福建月港、厦门、浙江双屿港、广东澳门、南澳岛等据点，与日本、东南亚和欧洲商人进行贸易，形成了庞大的走私网络。

而在这所有的事件中，南方的勋贵、官僚和士绅阶层也都参与其中。

而且他们参与的方式也分很多种。

其一，入股合作与挂靠。

勋贵家族并不直接出面经营船队，而是以‘干股’的形式，在走私商人的贸易中占有一份利润。

作为回报，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地方水师、巡检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遇到查缉时能出面摆平。

民间商人的土地、财产‘投献’给勋贵或官员，自己则成为其名下的管家或仆役，这样他们的商业活动就披上了一层‘勋贵家产’的外衣，地方官不敢轻易查抄。

商船打着某尚书、某国公的旗号，便可畅通无阻。

其二就是直接出资，然后幕后经营。

一些勋贵和官僚家族利用手中积累的巨大财富，直接作为走私贸易的资本。

他们提供资金，委托亲信或家奴去组织货源、建造海船、与外商接洽。

利润的大部分则流回勋贵手中。这种方式风险更低，也更隐蔽。

其三，控制口岸，收取‘规费’。

在重要的走私港口，如福建的月港、厦门的料罗湾、广东的南澳等地，实际的控制权往往不在朝廷手中，而是在地方豪强与官绅结合的集团手中。

他们向所有在此停靠、贸易的走私商船收取‘泊船费’、‘保护费’，这成为一种公开的、半制度化的敛财手段，虽然没有直接走私赚得多，但胜在稳定。

总而言之，明末南方的走私活动，绝非零散无序的民间违法贸易，而是一场由南方勋贵、世家大族深度操控，甚至与地方官府形成隐秘利益勾连的半制度化资本积累运动。

从福建月港的海商集团常年借“朝贡”名义走私生丝、瓷器，到广东香山澳的葡萄牙商人通过贿赂地方乡绅获得贸易特权，这些活动早已超越“违法”的性质。

勋贵阶层利用政治特权为走私船队提供庇护，世家大族则凭借宗族势力垄断货源与销路，部分地方官员更因分润利益对走私行为视而不见，共同构成了一张覆盖生产、运输、销售全链条的灰色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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