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的密度已经高到可以把大半个大明的县城串联起来。

一个人从最南端的海南岛出发，换乘火车和轮渡，可以在十天之內抵达最北端的草原哨所。

沿途经过的每一个车站都有时钟，都有人等车，都有热气腾腾的饮食摊和卖报纸杂誌的小铺。

电话线已经架设到了边陲。那些曾经需要快马跑一个月的驛站信息，如今只要拨一个號码，几秒钟就能传达。

电报和广播则已经覆盖到了普通百姓的家中，每天傍晚的新闻联播是无数家庭雷打不动的习惯。

电子钟和电子表早已不是稀罕物。家家户户的墙上都掛著钟，每个人的手腕上都戴著表，时间不再是模糊的“差不多”，而是精確到秒的可计量的坐標。

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学阿拉伯数字和拼音字母，这两种符號已经彻底融入了大明的日常书写和教育体系。

书店和报摊里永远不缺新书。

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天文、工程、医学、农学、经济学、社会学……

图书馆里每年新增的藏书数量，超过了过去一百年的总和。

印刷术又经歷了新一轮的技术叠代，油墨的质量和排版的速度都比十年前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大明的天空不再空旷。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每隔几十里就能看到一座广播塔或者信號中继站，夜晚闪烁的指示灯像一串串点缀在大地上的星辰。

飞机已经成为长途客运的主力，从京城到广州，早上出发，中午就能吃上南方的菜。

这一切，都在洛凡有生之年发生了。

他没有亲眼看到所有的变化，但他参与了最初的那些推动。

他从詔狱里爬出来，把盲盒里开出的那些种子，一点一点地种进这片土地，然后用几十年的时间，看著它们慢慢地长成一片森林。

他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没有那个系统，他现在会在哪里？

大概还蹲在某个阴暗的牢房里，等著被处决，或者被遗忘。

但他没有如果。

他走出了那扇门，走进了阳光里，走进了一个他可以亲手去塑造的世界。

……

永昌六十年春。

镇安王府的老槐树还在，只是粗了很多，两个人合抱都围不过来。

树冠遮住了大半个院子，春天的时候满树嫩绿的新叶，像一把撑开的巨伞。

洛凡坐在老槐树下面的藤椅上，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洒下来，在他身上落下一片斑驳的光影。

他已经老了。

头髮全白了，白得像冬天的雪；脸上的皱纹深得像乾涸的河床，每一道都记录著岁月的重量。

手上能看到清晰的老人斑，星罗棋布地分布在皮肤上，像是时间留下的一张地图。

他的背微微佝僂著，肩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宽厚挺拔，但他的一双眼睛依然很亮，像是两盏在风中摇曳但始终不曾熄灭的灯火，依然能映出他年轻时的神采。

他看著院子里的海棠树，那棵树是杨小蕊年轻时亲手种下的。

如今已经高过了屋顶，春天开满粉白色的花，花瓣落下来的时候像一场温柔的雪。

杨小蕊走在他之前，已经很多年了。

她的葬礼上，他亲手把一朵海棠花放在她胸前，一句话都没说。

他觉得不需要说话，她一辈子都知道他在想什么。

邓小嬋也走了。

她走得很急，来不及嘱咐什么，就那么在一个普通的清晨合上了眼睛。

他把她常用的那把枪擦拭乾净，收进了一个木盒子里，放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

吴素素是最后一个走的。

她生病的时候，他每天坐在她床边，握著她的手，跟她讲那些他们已经讲过无数遍的旧事，又把这些旧事再讲一遍。

后来她在一个安静的午后睡著了，再也没有醒来。

他把她们都安葬在了城郊那座他早就选好的墓园里，四座墓碑並排立著，他给自己留了最右边那一块，位置空著，但碑文已经刻好了。

他有时候会独自坐马车去那里，带一壶茶，坐在她们中间说说话，说说孩子们的事，说说外面的事，说说那些他还没来得及告诉她们的新鲜事。

他这辈子，有过三个妻子，每一个都很好。

妞妞住在城南，嫁了一个不错的读书人，过得安稳。

她已经做了祖母，隔三差五带著孙辈回来看他，带些亲手做的点心和果酱。

洛渊去了美洲，在那里建了一座庄园，种了几百亩杂交水稻的改良品种，把格物院的学生带去了不少，把洛凡的“格物”理念传到了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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