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0年前，也就是1651年，作家们就已抱怨：“伦敦深陷於海煤的云”中，有如尘世间的地狱，处於雾天的火山口里——这致命的浓烟。”

到了1661年，他更是高声谴责“满是恶臭黑暗的烟尘和硫黄的聚集体”裹住了这“荣耀而古老的城市”。

有一名科学家分析空气污染，认为煤烟的原子十分“尖利”。

变速好人也参考了这种理论：“这种含硫有毒气体的富有进犯性的尖刻灵魂，使伦敦的所有荣光变得黯淡。

灯火披上了一层漆黑的外壳或皮毛，车水马龙因此阻滯，碗碟、金器和家具失去了光彩，钢铁和最坚硬的石头也被蚀刻斑斑。

国家在这种环境中暴露一年，比在清洁空气里几百年还要糟糕。

有人提出了一些减轻烟尘危害的建议，例如將作为污染源头的工业项目迁出伦敦，在伦敦周围种上芬芳的植物和树篱，让它们的清香飘进市区，驱走邪气。

这些提议者曾向国王查理二世进諫。

国王高兴地觉得应该下一道特別命令让他们出版这些文字，他的確非常欣赏这些提议者的提议。

但实际上，没有人真正准备好採取行动。

不少人並不认为伦敦本身的地理环境不可救药。

南部的水系和低地產生的气体，总是一出来就被太阳吸引，驱散，升腾了。

部分人认为这些气体都是最不健康的，声称它们会“引发癆病、结核，让肺部不適一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在大量烟尘中总得屏住呼吸，还因为它本身的毒性，因为所有地下矿物燃料都会散发出含砷的剧毒的气体”。

不少人也曾大力控诉：“伦敦居民呼吸的都是浓厚不洁的雾气，混合著黑乎乎的污浊的蒸汽。”

一名作家坚定不移地认为烟尘问题的根源在工业上。

他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这些令人討厌的烟“可不是从家庭厨房里排放出来的；厨房的火是微弱的，而且並非时时燃烧，它生成的烟也很容易飘走，驱散於高空，这种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772年，《驱逐烟气，或伦敦瀰漫的烟气的不便》再次出版。

新增的玻璃厂、铸造厂、製厂也加入了污染的黑名单，还指出一些特殊的污染源，诸如“伦敦桥和约克大厦上的水泵所需的火力马达”。

但把所有烟尘污染源迁出城市的设想是不可能的。

但《驱逐烟气，或伦敦瀰漫的烟气的不便》当中仍希望法律可以约束大多数污染源，將诸如酿酒厂、玻璃厂、製厂隔离在城镇之外。

他进一步建议，这些厂房应该与城镇保持一定距离。

然而，没有人採纳这些建议。哪怕当时所有人都感知到了城市大气状况的恶化。

不过这种建议却得到了很多在18世纪造访伦敦的异国旅人的共鸣。

1748年，一名瑞典旅行家在伦敦的大教堂附近观测到“浓重的煤烟从四面八方盖住了城市，把眼前的景观分割成一块一块”。

在18世纪60年代，一名法国旅行家和作家合作在法国报纸里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里写道：“烟尘聚成的云朵像帐幔一样笼罩著伦敦，这些烟混合著持续不散的雾气，覆盖了伦敦，把这座城市整个包裹起来。”

旅居伦敦的一年让他確信情况还在越变越糟：“烟尘一天天地侵蚀著大地：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伦敦市民终有一天將彻底告別阳光。”

“四步之外已不辨牛马，但公园还是聚满了散步的人。”

德意志的科学家也曾在18世纪70年代来到伦敦，雾天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他发现自己在上午十点半的时候，因为雾气影响，就已经无法写字了。

街道上的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暗暗的，近乎黑色。

雾是如此浓重，似乎可以被涂抹在麵包上。

为了写点东西，这位科学家不得不点起蜡烛，儘管这只是上午10点。

这位科学家还有严重的风湿病，於是他便將这一次严重风湿病的侵袭也要归罪於英国伦敦的雾—一他愤愤地把这次生病说成是“英国式的”。

几年后的无数人也来到过伦敦，得到的都是抱怨——“伦敦的毒气，是上帝要灭绝这一世界之都的先兆，无边无际的人群在煤烟的微暝中缓缓涌动，任何人都会在其中越陷越深。”

“伦敦就是个烟燻火燎的洞穴。”

“很难找到一种概念界定伦敦的冬天，煤烟形成的空气在几英里之外都能感受得到。”

如何把伦敦的空气从这种令人绝望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呢？

將海煤进一步炭化可以减少浓烟，或者把烟囱建得更高，这样就能把烟排放到一般建筑物之上，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使其飘散到更远的地方，不让烟尘落在房屋上。

在19世纪早期，威廉·麦金农。

老费力面前的这位议员，便与一位朋友在其朋友的小册子写下了一篇文章《当烟尘和有毒气体分分钟在侵袭，难道就没可能彻底挽救伦敦的空气？》

哪怕隔了几十年，支持加高烟囱的办法依旧还在流行。

威廉·麦金农表示，在过去几十年，无数人都提议支持加高烟囱的办法，然而也没有產生实际作用。

也有人提议—一在议院设立特別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旨在“调研有多大可行性为蒸汽机使用者们建立一项制度，以缓解对公共环境和公眾健康的危害”。

但实际上只要国会一休会，排烟者们又会故態復萌，整个伦敦就又跌回乌烟瘴气中。

河边那些烟囱又会变回了一根根黑漆漆的烟柱子。

伦敦的烟总是令人沮丧，如今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威廉·麦金农已经无法忍耐了。

特別委员会並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除了稍稍强化了一些有关公共危害的法律：“原告需对妨害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以获得救济，而非让被告首先避免从事加害行为。”

听到这个有关公共危害的法律。

老费力也无比熟悉。

因为泰慕士赔偿案中，这个法律便就出现了作用。

非但没有强化，反而还让那些可怜人，受害者背负了一切。

威廉·麦金农在最后拋出了他的观点—“把伦敦大量煤烟的恶劣影响归咎於几个蒸汽机烟囱是愚蠢的，其实每一间房子都在忙著製造污染。”

对於污染的根源更多在於工业还是家庭，人们始终无法达成一致。